本文旨在对2014年发表在中国新闻传播学的重要学术期刊的研究论文，按照新闻学、传播学和新闻传播史三个领域进行扼要地梳理，展示这年中国的新闻传播学研究的状况。文章认为，这年的新闻传播学研究中，功利性研究文章较为强势，基础理论研究不够；对现实各种传播新现象的关注很多，表现出对传播形势变化的焦虑。整体研究层次有所提升，许多旧的话题或通过新学术概念的引入，或通过新研究思路、方法的运用，或通过新材料的发掘，获得新的阐释或得到深化，一些新的研究方向也有所开拓。
本文对2014年中国新媒体传播研究的整体情况进行了梳理和归纳，认为这年的中国新媒体传播研究进一步聚焦于4G移动通信技术及移动互联网背景下的网络安全、媒体融合和互联网治理等重要研究主题，从多个维度对处于新常态发展格局中的中国新媒体传播的新进展进行了广泛研究。
通过对2003-2014年来自CSSCI、TSSCI和SSCI中53本核心期刊的检索，本研究以筛选出的329篇文章为分析单元，考察了中国大陆、港台和国外在这个领域中的学术实践，描摹出网络群体事件研究的全球学术地图。研究表明，从发表数量上看，网络群体性事件研究呈高速上升趋势，未来几年还将是研究热点。在研究类型上，大陆偏重传播机制和媒体话语分析；港台较多的从社会抗争角度研究；国外则呈现出概述研究为主的特点。在研究话题上，三个学术区域的旨趣基本一致，社会矛盾、政府公权、公共安全卫生是最主要的研究案例。在理论应用中，框架理论、议程设置、沉默的螺旋等传播学经典理论使用最多，另外公共领域、社会运动和危机传播等也被较多采纳。在研究方法上，质化和量化方法较为均衡的被使用，其中案例分析、内容分析、文本分析使用最多，混合的研究方法成为近些年的趋势。在此基础上，文章探讨了三个学术区域对话的可能性，并为未来的研究指明了方向。
科层制的国家模式是现代世界区别于古代世界的一个关键标志，它是资本主义市民社会中各种新事物产生的条件，但是它同时也随附着内在危机，即哈贝马斯所谓的权力系统与个体生活世界的分离。哈贝马斯提出了公共领域理论来探讨克服现代性危机的方案，他认为国家对社会的介入造成了公共领域的退化。本文认为哈贝马斯对公共领域（或大众媒介）与市民社会、国家行为的关系分析存在着盲点。本文则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来分析资本市场、大众媒介与国家行为的关系，并对公共领域的实际建设做出具体的分析。
新闻学是围绕职业新闻机构的生产实践而搭建的知识体系，然而，在传播革命所导致的“网络化关系”中，职业新闻传播显现出如下的变化：1.有位置但不必然有效力；2.媒介与社会的界线消解，只有自组织自滋生的多重相互联结；3.原有的职业理念将会重新遭到估量；4.作为一个节点，衡量专业新闻传播机构的是接入点和到达点的数量，转化数据的能力和水平。籍此，新闻学重造亦是迫在眉睫，这包括：要从网络化关系这样一个传播平台重新理解新闻传播，同时将新闻学转变为一个经验性学科；要否思原有的学科和理论前提；要以网络化思维思考人才培养的目标，改造新闻学的专业设置、课程体系、教学方式和教学内容。
20世纪末，“报料人”作为一种重要的“新闻源”嵌入了新闻生产过程，成为事实上的“新闻活动主体”。但当时的“报料人”具有随意性和零散性。从对近年来一些大中城市的媒介实践观察，“报料人”完成了职业化转向，实现了体量上的群体化、队伍上的组织化、技术上的专业化和经营上的集约化，在此基础上与制度性新闻媒体共存、互惠。在这一过程中，“报料人”不再是单一的源主体身份，而在一定时机转化成了传播主体、收受主体，并受控制主体支配。
当前转基因争议的恶性循环中，大众媒介的知识生产遭遇科学家面临信任危机、利益诉求的属性难以判断，以及新闻记者科技素养与科学家媒介素养双重落差等焦虑和困惑。那么，如何在知识生产中调整二者之间的关系？本文认为，作为消息来源与关键知识生产主体的科学家与新闻记者是一种竞争性共生的互动关系。要释放争议，消解大众媒介知识生产的焦虑，关键是重建科学家与记者之间信任。通过激励机制，在“科-媒”合作传播模式的基础上，重构基于公众责任与利益框架内的合作关系和信任文化，形成稳定的社会知识生产体系，增加消解转基因争议恶性循环的可能性。
城市新移民是当前转型中国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这些新移民能否顺利融入新的城市生活，能否如期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直接关系到整个中国社会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在众多影响城市外来人口生活质量的因素当中，媒介的作用日益凸显。本研究重点关注了在城市新移民中广泛使用的社交媒体如何影响他们在新环境中的社会融合和幸福感知。基于杭州个案的网络调查数据，本研究发现，社交媒体使用只能在某些方面促进城市新移民的社会融合，其正面作用主要集中在心理上的认同和弱关系的增加，对于深度社会支持的获取和真实社会活动的参与则作用有限。其次，城市新移民的社交媒体使用的确能够影响其主观幸福感，但使用的方式不同，效果也迥异。如果人们更多使用社交媒体进行自我表达，其幸福感会增强；但如果人们更多透过社交媒体来观察社会，其幸福感则会减弱。最后，城市新移民的社会融合程度，尤其是社会认同水平，能够显著影响其主观幸福感。
近年来，随着学界对网络中立问题的研究逐渐深入，网络中立的价值研究呈现出特定的逻辑规律性。本文通过考察网络中立价值研究嬗变的过程，发现网络中立经历了从推动政府发挥管理职能，到公众基本权利保护和社会多元化治理再到关注社会福利和技术创新等价值研究演进的三个阶段。本文在此基础上，揭示了网络中立价值研究嬗变的内在逻辑规律。目前，互联互通问题成为制约我国信息化建设的瓶颈，因此加强对网络中立问题的研究对解决我国互联网的接入行为问题和结构性矛盾具有积极作用。
2014年是中国接入国际互联网20周年，伴随着互联网的成长，国内网络舆论的相关特征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本文以2013年的热点舆论事件--“朱令案”为同一样本，通过对比该案历史上三次大规模的舆论聚焦的特征，归纳出国内网络舆论在议题设置、传播方式、网民角色以及观点分布四个层面的变化，并从社会因素和技术因素两个方面对此进行了分析。当前舆情的变化特征体现出国内网络社会和社群文化正在逐渐形成并相对独立的发展趋势，而未来趋于理性的网络舆论也将有赖于积极的网络社群文化进行影响和引导。
受西方阅读史启发，本文探索在中国语境中进行“报刊阅读史”研究的可能性。文章指出，报刊与书籍拥有不同的知识特性，报刊偏向刊登“知晓”类型的知识，具有关注当下的现实性和公共性，因此，与书籍传达的知识类型及阅读效果不尽相同。依此认识论，文章从阅读史的背景出发，提出了在中国新闻史领域进行报刊阅读史研究的必要性、问题意识及研究方法等初步想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