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事件”和“传播的仪式观”是近年来中文传播研究中被广泛引用的两个概念，但一些引用中，存在着误读、误用。本文想对《媒介事件》和《作为文化的传播》两本书中的相关概念进行重理，以期更为准确地把握这两个概念。
伊丽莎白·爱森斯坦与其媒介社会史巨著《作为变革动因的印刷机——早期近代欧洲的传播与文化变革》在因果关系的各个方面都难以自圆其说。她宣称印刷机是变革动因，但实际上却论证了它是变革诱因；她在多变量解释与单变量解释的两难境地中不能自拔；她甚至使用了因果倒置的假设与推理。然而这些都无损《印刷机》一书的理论价值。整体性思维以及对研究问题的重新陈述使该书充满了学术的想象力。
本文通过解读伯内斯的《宣传》，探讨了传播思想史研究与传播学科史、传播史在视角上的差异。本文从伯内斯对于“宣传”的理解入手，讨论了他为何会有意反潮流而动，倡导宣传，以及他如何从理论与历史两方面论证了宣传的正当性。他的这种看法是美国进步主义运动的必然产物，并使进步主义运动最终走向了自己的对立面。
凭借精致的问题设计和测量，应用社会研究所的舆论研究形成了一系列关于传播与舆论形成的相关性知识。但这种知识却仅仅具有细节的精确，却无法实现研究者的普遍性、确定性承诺。本文以应用社会研究所舆论研究中测量工具最为成熟的《投票》为细读对象，检讨研究者个人主义的方法论、“刺激－反应论”舆论、传播观与其知识生产的相互关系。作者认为，《投票》等的知识困境，正是其方法论的预言自我实现。
本文对霍尔在伯明翰时期最重要的著作——《控制危机》一书的主要内容进行了批判性综述，对霍尔和科恩的道德恐慌研究范式进行了比较，并探讨了该书的理论和方法贡献及其存在的问题。文章认为，霍尔等人的研究通过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对科恩的道德恐慌过程分析模式进行了历史制度主义改造，把道德恐慌看作是广泛的社会文化霸权和政治统治合法性危机的一种意识形态形式。这种历史制度的批判视角，对研究转型期中国社会的各种道德危机话语有借鉴意义，但在运用其理论和方法框架时，必须注意甄别主要分析对象的制度结构和历史语境的差异。
本研究以《人民日报》和《纽约时报》为样本，从信源的角度探讨了中美主流媒体在西藏问题报道上的差异，进而探讨这些差异是否会影响报道本身的态度和观点、会造成什么样的传播效果、帮助谁的声音成功地发表了对西藏问题的看法，最终提升或者压低了哪些观点在公众舆论中的地位。研究证明了一个基本的假设：两家媒体进行西藏议题报道时在信源选择上有着明显的路径依赖，而信源对两家媒体涉藏报道的态度有明显的潜在影响。这为我们在涉藏信息的对外传播中加强与西方媒体和社会的对话沟通、改进中国媒体的报道质量提供了一个具有可操作性的新视角。
本文基于使用与满足理论、媒介系统依赖视角进行量化分析，考察受众对微信媒体功能的使用行为、接触动机和满足情况。研究发现受众对微信媒体功能的使用动机可以归纳为信息获取、社会交往和功能性体验三个取向。受众对内容类型的接触偏好与上述三种动机一起对微信媒体使用满足具有显著影响；女性的微信媒体使用满足更高。这一媒介接触模式体现出受众媒体使用的内容依赖特征；微信用户通过在微信平台阅读新闻与评论信息，来提升自己对微信媒体的使用满足。
在现代民主社会中，媒体是社会正义之心理氛围和文化环境的建构者，它深刻地影响着公众对于国家行为正义与否的判断。本文以罗尔斯的正义理论为立论依据，认为在“棱镜门”事件中，媒体应明晰国家利益与社会正义的关系。以国家利益为借口掩人耳目、隐瞒权力滥用、置公民隐私权于不顾的做法有悖于媒体看护公众利益的天职，无助于社会正义之现实环境的建构。媒体可通过自我监管、强化正义观念、规范编辑加工手法、深化专业主义来建构社会正义的媒介环境，实现社会进步的边缘突破效能，进而维护社会正义的现实环境。
本研究旨在探索公益广告对社会大众捐赠心理的提醒与引导作用。基于情感适应理论，本研究通过两个实验研究了感性诉求公益广告所引发的受众情感变化及其对后续捐赠动机和意向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正面和负面感性诉求公益广告会分别引发正面和负面情感，负正结合广告诉求引发低负面情感；与正面情感相比，负面情感会激发更高的捐赠意愿，但是相比于高负面情感，低负面情感下的受众会产生更高的捐赠意向。此外，本研究还发现不论情感类型，情感对捐赠意向的影响都是通过中介变量动机完成的，其中负面情感下的受众易于产生利他动机；但是随着负面情感的加深，受众会倾向于产生利己动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