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以DeepSeek为代表的开源大模型取得突破性进展，标志着生成式人工智能进入深化应用的新阶段，社会传播生态随之发生深刻变革。本年度，学界紧紧围绕人工智能时代的传播新生态和人类生存新境遇展开了系统而深入的研究。本文依据选题的前沿性、理论视角的新颖性和研究的深入程度等标准，从2025年发表于核心期刊的新媒体与智能传播研究论文中提炼出六大议题，即人机关系的变革与重构、人机情感实践、生成式人工智能驱动的知识生产变革、DeepSeek开源与国际传播研究新视界、平台语境下的“可见性”研究，以及作为“基础设施”的新媒介。通过对这些议题的梳理与整合，以期为相关研究者提供一定的借鉴和参考。
“十四五”期间，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成为学界的重要理论命题。在新闻传播学领域，华夏传播研究以鲜明的问题意识与知识积累，积极回应这一时代要求。铺展于中华五千年历史文化的知识生产与传播方式的更迭，华夏传播研究以贯通中华文化价值观、回应当代传播实践为旨归，一面从中国传播现实问题出发，激活本土经验中的问题意识，推动传播学中国话语的生成；一面通过系统回溯历史资源，将华夏文脉中的观念智慧转化为解释当代传播问题的理论资源，逐步形成具有内生逻辑的理论与方法储备。它正以自主自觉的学科意识，参与并推进中国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
2025年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钩深致远，取得丰硕成果。新闻学界从理论脉络中厘清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核心内涵和范围边界，并重返历史源头，在经典研究中明确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生成路径和发展轨迹。同时，研究者紧密结合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发展壮大历程，从重大历史节点出发考察了中国共产党深化和践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路径，且将研究议题拓展到制度政策、话语文本以及教育实践方面，升华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学界在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研究中深化了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
县级融媒体中心在执行不同政策时存在不同的变通行为，如象征性政策执行、选择性政策执行、照搬性政策执行和观望性政策执行等。基于三级科层组织结构的分析框架，这些政策变通产生的原因在于县级融媒体中心（代理方）的注意力分配困境，导致多任务委托代理下的政策执行局部化；县委宣传部（管理方）的激励分配困境，导致激励扭曲下的路径依赖与创新动力缺乏；省委宣传部（委托方）的控制权分配困境，导致目标设定模糊和检查验收宽松下的弹性执行空间。矫正县级融媒体中心政策变通产生的偏差，需要重新分配注意力，构建适应多任务的工作机制和评价体系；重新分配薪酬绩效，激发人才创新活力；重新分配控制权，鼓励积极的政策创新。
数字技术的普及正深刻重塑中老年群体的媒体信任结构。本文基于驯化理论，利用2021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实证检验了网络社群对我国中老年人媒体信任的影响及其异质性，并深入分析了影响机制及不同类型网络社群影响的差异性。研究发现：第一，网络社群参与显著削弱了中老年人对媒体的信任，这一负向效应因年龄增长、代际支持缺失而增强，但社交网络可缓解其影响；第二，技术驯化通过“制度性权威解构”与“信任补偿关系重构”双重路径发挥作用，前者以政治信任下降为中介加剧媒体信任流失，后者通过社会评价提升媒体信任，形成部分遮掩效应，揭示了权威稀释与关系增生的认知调适特征；第三，不同类型网络社群存在差异性影响，功利性社群显著消解媒体信任，而关系性与兴趣性社群对媒体信任则无显著作用。研究表明，中老年人的媒体信任重构并非线性替代，而是制度性权威与关系性信任动态博弈的结果，凸显了技术驯化进程中算法逻辑与社会逻辑的辩证互动对媒介信任体系建构的重要影响。
在“媒介风险论”的公共语境下，限制型干预已成为家长普遍采用的育儿策略。本文探讨了限制型干预是通过减少娱乐导向的网络活动来保护青少年心理健康，还是因触发青少年对家长权威的抵抗而加剧抑郁。基于对7,965名初高中学生的问卷数据分析，研究发现，频繁限制有助于减少网络娱乐，进而降低青少年抑郁水平。然而，这种限制同时会激发青少年的权威抵抗，不仅直接损害其心理健康，还导致他们的网络娱乐活动更频繁，从而削弱限制型干预的预期效果。不过，在亲子沟通较好的家庭中，限制型干预能在不触发权威抵抗的情况下显著提升青少年心理健康水平，其保护性作用得以充分发挥。研究揭示了限制型干预效应的双重性与情境依赖性，为优化家庭数字育儿实践提供重要参考。
面对当代人工智能与机器人快速发展所带来的伦理与制度挑战，“机器问题”不再只是技术治理中的一项边缘议题，而是对现代道德与法律本体论的根本拷问。大卫·贡克尔在《机器问题》《机器人权利》与《人、物、机器》等著作中，通过追索西方法律—道德传统中“人—物二分”的形成与演化，指出围绕“机器人权利”的诸多争论，实际上暴露出既有分类方式在多主体社会-技术组合体中的失效。访谈围绕“机器问题”的思想谱系、“人—物—机器”关系的重构、复杂人机系统中的责任分配困境以及亲密关系与日常生活场景中的智能人造物展开。在中国与全球多元语境的交叉视野下，贡克尔主张以“关系性转向”来重新思考权利与责任，反思道德圆圈的历史性扩展及其盲点，进而为二十一世纪的道德与法律本体论提供一种开放的、多元对话式的重构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