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科转型是学科结构的变革，关系到学科发展的整体趋势。本文提出：马克思主义是讨论当代中国新闻学整体转型的总体性理论方法；数智时代的新闻实际和既有新闻学知识成果是讨论新闻学整体转型的出发点；以“职业新闻与非职业新闻”“日常生活新闻与非日常新闻”“人主体新闻与智能体新闻”为统一对象是讨论新闻学整体转型的对象基础；构建“主体性更为突出的新闻学”“特殊性与普遍性相统一的新闻学”“实践性与理论性相统一的新闻学”“稳定性与开放性相统一的新闻学”“交叉性或跨学科性更强的新闻学”是当代中国新闻学整体转型的基本目标，只有展开如此整体转型的当代中国新闻学，才有更大可能在面向未来的发展中构建起比较系统完备的自主知识体系。
新型主流媒体战略提出十周年之际，本研究立足本土的社会情境框架与传播体系，构建科学系统的新型主流媒体公信力评估量表，解决传统评价工具无法适配新传播场域与新型主流媒体的问题，既丰富中国特色的实践探索，也进一步完善媒体公信力理论。本研究严格按照量表开发程序，构建公众视角下的新型主流媒体公信力二阶四维度量表。以相关文献为支撑，通过深度访谈与专家咨询筛选新型主流媒体公信力的备选测量条目；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使用探索性因子分析进行量表初测（n=500），通过验证性因子分析与进一步信效度检验确定量表的拟合情况（n=1723）。最终，本研究建成涵盖“真实性/专业性”“国家形象/权威性”“公共价值”“播发技巧”四个维度的新型主流媒体公信力量表，并与过往研究进行理论对话，探讨媒体公信力理论的延续和发展。
本文旨在通过地方性的视角，探究国内大型平台下沉到地方之后引起的复杂变化以及在主体性日常实践中蕴含的本土现代化发展方向。在凉山盐源县，平台下沉是国家力量、平台商业扩张与地方社会文化要素之间彼此协调的客观后果。一方面，下沉平台给县城返乡青年提供了就业机会，而且县城骑手们通过与亲友之间的关联，形成了与系统共生的策略性行为。在此基础上，青年们形成了城乡两栖式地方生活节奏，在其中平衡工作、休闲与家庭，获取物质支持的同时也得到情感关怀。另一方面，平台的实际运转方式与县域时空格局相融合带来了交通管理、市场规则制定与执行等一系列的问题。而具有多身份背景的地方精英，可以利用自身地方社会资本协调政府、平台以及平台从业者之间的观念差异与利益需要。在平台与地方的互动过程中，这种在地方性的基础上协调多方权力关系的能动性策略实践帮助县城青年缓解工作与生活的异化状态，重构着县域的城市空间形态。这不仅帮助了平台与地方的适应，也帮助过去发展中处于劣势的地方性要素转化出新的发展方向。这种根植于地方性的主体力量中潜藏着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未来方向。
当前，我国日结零工市场仍普遍存在聚集性“等活”现象，在蓬勃的零工平台化进程中，这一现象颇为罕见。基于对此问题的调查，本文尝试超越单一的媒介采纳逻辑，提供另一种分析与理解数字技术不使用行为的思路，即“数字拒斥”(digital rejection)，用以解释个体如何通过能动实践与关系联结确立数字使用边界，并以此实现对理想生活状态的掌握。在日结劳动的语境下，线下的日结零工市场不仅承载着工人“弱数字使用”的惯习，同时也维系着他们的社会关系与日常生活。因此，坚守市场“等活”并选择性地拒斥日结招聘平台成为其决定自我生活方式的一种策略。“数字拒斥”的概念主张关注技术使用者的利益表达，强调将使用者的能动性与其社会生活相勾连，有助于解释日常化的数字技术不使用行为。
“流”作为一种拓扑，在传播技术、媒介形式与社会结构的激变过程中始终保持话语的持久性和流动性。“流”的话语拓扑在流视频时代得到了显性增强，但是从其媒介性及社会重构力量来说，流视频的“流”事实上发挥着“断流”的效果。流视频依托“界面流”“数据流”“刷看流”在编排、流通、接受三大层面上塑造了新传播秩序，也指向了其断流性的媒介实质。“即时性”“私人化”“交互性”是造成流视频断流的媒介性原因，其解构了此前由传统媒介结构起的社会时空和社会组织关系，塑造了现在主义时间与不稳定性主体，最终代言并加剧着超级现代主义的分隔与失衡。
卖萌作为一种常见的软传播手段，在多个领域被广泛研究，但在政治传播领域受关注不足。本研究对社交媒体上卖萌政治宣传的说服效果和作用机制开展实证研究，补充了该议题在政治传播领域的实证证据。本研究概念化卖萌政治宣传，并借鉴相关政治心理学规律提出“双软”模型，强调软宣传策略与软内容之间的协调性，并开展在线实验。研究发现，政务微博上视频形式的卖萌软内容能在短时间内激发年轻人的积极情绪，并显著提高其特定支持。这表明，在采用视频形式、传播软内容、面向年轻受众并进行短期测量的条件下，“双软”模型得到了验证。本研究总结了数字时代中国软宣传的定义和特征，提出卖萌宣传“双软”模型，揭示其有效性边界条件及心理作用机制，为不同背景下的软宣传和卖萌宣传研究奠定基础，为数字时代政治宣传及说服活动提供重要的实践指导。
人工智能技术颠覆了广告一直以来以注意力攫取为核心的确定性范式，本文基于人工智能技术对广告活动的影响，探讨了人工智能广告的确定性范式特征。首先，基于广告活动的历史发展，提出广告确定性范式的五个阶段：自然媒介时期“货”找“人”的不确定性、大众媒介时期“货”找“人”的确定性、互联网发展初期“人”找“货”的确定性、程序化广告发展初期“货”找“人”的确定性、人工智能时期“人”让虚实共生世界服务自身的确定性。其次，本文探究了人工智能广告确定性范式的核心机制：确定性是由媒介技术的时间域、空间域、互动域、感官域、互通域和透明域所决定的，时间的即时性、空间的立体性、推理的智能性和消费的生态性是确定性的关键特征，实现消费者、广告主、智能平台三方的需求和回报是确定性的最终目标。最后，本文讨论了人工智能广告运作中“人—货—场”的确定性建构，提出人工智能广告的运作机制是在“人—货”的生成式智能、“人—场”的具身智能、“货—场”的物联智能所构成的智能场域中，作为行为主体的人在“人—货—场”智能交互中不断追求自身需求满足的确定性的过程。
鲁襄公二十七年（公元前546年）由两大霸主晋国和楚国主导的弭兵之盟是春秋中后期各诸侯国之间重构国际秩序的重大会盟活动，这次会盟活动的举行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当时国际舆论的推动。由于晋、楚两国分属于不同的文化圈层，彼此之间难以相互信任，但双方都无力继续维持集团对抗的争霸局面。在晋国首先释放弭兵信号之后，宋国积极奔走于各国之间传递信息，逐渐推动形成强大的弭兵舆论，促成两大争霸集团在宋国达成盟誓。弭兵之盟的举行过程表明，尽管春秋时期的国际舆论受传播环境的限制，信息传播主要以人际关系为纽带，但它所体现的实力原则和信义原则作为国际舆论的基础至今依然成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