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新闻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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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话题：老年传播研究

中国家庭三代数字反哺现状及影响因素研究

周裕琼丁海琼

2020, 42(3): 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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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厘清了数字反哺的理论渊源和概念维度，并在家庭传播视域下考察其现状及影响因素。以全国54座城市954个家庭3291位祖孙三代样本的问卷调查数据为基础，我们在数字接入反哺、技能反哺和素养反哺的三大维度上进行了不同世代的分析与对比。就反哺现状而言，年轻世代“给出去的反哺”与年长世代“接受到的反哺”大体能达成共识，但仍有三成左右互相矛盾。在年长世代中，祖代（老年人）虽然在数字媒体的采纳、使用与素养方面都显著低于亲代（中年人），但他们各维度数字反哺的接受程度都显著高于亲代。进一步的影响因素分析也印证了上述发现，个体特征上处于弱势（年龄大、教育程度低、女性、自我效能感低、心理障碍多）但在家庭结构中位居核心（与家人互动频繁深入且关系亲密）的人越有可能接受数字反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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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话题：老年传播研究

数字反哺与群体压力：老年群体微信朋友圈使用行为影响因素研究

李彪

2020, 42(3): 3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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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北京市60岁以上使用微信朋友圈的老年群体作为研究对象，使用整合型技术接受和使用理论模型（UTAUT）作为理论框架，通过结构方程模型对老年群体使用微信朋友圈的意愿与行为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影响老年群体微信朋友圈使用行为关键的两个潜变量是使用意愿和数字反哺；在影响使用意愿的潜变量中总效应最高的两个潜变量依次是子代社会经济地位、社群影响，而风险感知与使用意愿呈负效应；在影响使用行为的潜变量中，使用意愿、子代社会经济地位和数字反哺意愿是效应最高的潜变量。在此基础上，本文延展和构建了老年群体的新技术使用UTAUT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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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话题：老年传播研究

城市老年人的智能手机使用与实现幸福感：基于代际支持理论和技术接受模型

贺建平黄肖肖

2020, 42(3): 4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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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以城市老年人为研究对象，探讨其智能手机使用行为对幸福感的影响。本研究整合了幸福感理论和代际支持理论，基于技术接受模型（TAM），建构了一个扩展的技术接受结构方程模型。研究发现：老年人的感知有用性显著影响智能手机的使用态度，感知易用性通过中介感知有用性显著影响智能手机的使用态度；代际技术支持显著影响老年人智能手机使用态度、使用意愿、实际使用和实现幸福感；而感知趣味性对使用态度无显著影响。本研究提出在信息技术程序开发设计上应考虑惠老，方便老年人使用；社会应倡导年轻一代对老年群体的代际技术支持以提升其幸福感。本研究的“代际技术支持”对老年人幸福感影响研究和技术接受模型建构有拓展和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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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话题：老年传播研究

融入与“断连”：老年群体ICT使用的学术话语框架分析

方惠曹璞

2020, 42(3): 7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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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通过对国内有关老年群体信息传播技术（ICT）使用的学术话语展开框架分析，阐释了框架的建构及其背后的预设。分析发现，既有研究的话语框架倾向于将老年群体的“断连”（disconnect）行为问题化，强调数字融入的积极影响和断开连接的负面影响，并将问题归因为老年群体对技术的恐惧和新媒体素养的匮乏，呼吁通过文化反哺等社会干预策略让老年群体“跑步”进入数字化。本文提出将“断连”视为一种文化现象加以考察，探寻其中所编织的意义之网，丰富老年群体的信息传播技术使用的面向。此外，置身于无处不在的“连接文化”之中，应当营造一个对老年群体更为友好的基础设施环境与语言环境，在公共生活中提供多种选择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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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话题：老年传播研究

微信老年用户的健康信息采纳行为研究

王蔚

2020, 42(3): 91-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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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正处于老龄化社会和信息化社会进程中，老年群体的健康素养及健康信息行为研究将成为重要的议题。本文通过对浙江省2所老年大学40名学员进行深度访谈，运用扎根理论，归纳构建了微信老年用户的健康信息采纳行为影响因素模型，并对其策略性的健康信息采纳行为予以阐释。研究发现，信息因素、人际因素、个人因素可直接影响或通过健康信息可信度感知的中介作用影响老年用户的健康信息采纳行为；健康信息采纳行为的策略性具体体现为考虑当下情境的时空策略、基于传统文化和健康理念的经验策略以及低成本采纳或避免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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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访谈

智能时代传播学受众与效果研究：理论、方法与展望—— 与香港城市大学祝建华教授、斯坦福大学杰佛瑞·汉考克教授对谈

李晓静付思琪

2020, 42(3): 108-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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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技术的兴盛，不论在理论发展或是研究方法层面，都给传播学科的受众与效果研究带来了新契机。本文立足于国际前沿和本土研究的视角,通过与祝建华教授和杰佛瑞·汉考克教授的学术对谈，探讨了智能时代受众研究和媒介效果研究的前沿动向和理论思考，分析了数据时代传播研究方法的变迁，同时展望了传播学研究的未来发展趋势，并针对中国情境下的受众与效果研究如何更好地走向国际化，给出了相应建议。技术与数据为用户研究增添了新的细节，微观和中观层面的理论聚焦依然重要，多元方法、计算技能和数据伦理需要重视，理论化和普适化是中国传播学者尚需提升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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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学研究

“驯化”媒介社会学：理论旅行、文化中间人与在地学术实践

李红涛黄顺铭

2020, 42(3): 129-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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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运用理论旅行视角和文化中间人概念，从研究者的学术想象和实践入手，考察中国学界如何译介、挪用、移植媒介社会学，探究媒介社会学跨越时空的“旅行”，理解传播学“中西之间”的互动。对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以及历史文献的分析发现，中国学界对欧美媒介社会学的想象呈“经典化”趋势，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经由翻译完成的“再经典化”的后果。与此相应，媒介社会学的本土实践则带有强烈的 “当代性”。经由经典想象、再经典化和当代实践，媒介社会学被“驯化”为新闻社会学，为在地学术实践提供了建设性的“话语资源”，为新闻学和新闻业寻求突破的空间和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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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传播研究

突出“姓”还是“名”？文化框架对品牌延伸命名策略的影响

宣长春魏昀林升栋刘霞

2020, 42(3): 155-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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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带一路”的国家战略背景下，无论是中国企业走出去，还是西方企业走进来，都要考虑中西方语言文化差异。本研究采用个案研究法和实验法，选择集体主义/ 个人主义文化框架的典型代表——中国与美国为研究背景，以市场和消费者视角为切入点，具体从品牌延伸命名策略的角度展开研究。研究发现：集体主义/个人主义文化框架下品牌延伸命名的差异与人的命名的差异结果一致，集体主义文化背景下的消费者更偏爱突出母品牌和家族关联式命名策略，个人主义文化背景下的消费者更偏好突出子品牌和独立个性式命名策略。本研究开创性地研究了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消费者对品牌延伸命名策略的偏好，为企业在跨文化市场上合理应用品牌延伸策略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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