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起，一款基于增强现实技术（AR）和基于位置服务（LBS）的手机游戏 Pokémon GO风靡全球。这款大热游戏促使传播学者思考数字媒介时代“空间”与 “媒介”的关系。本文试图从列斐伏尔/索亚的第三空间理论、情境主义国际的“漂 移”实践以及德塞托的都市漫步这一理论谱系出发，构建一种新媒介语境下的空间媒 介观。此种媒介观认为现代城市空间是现实空间与媒介技术互嵌的存在。在位置媒介 （locative media）技术的加持下，都市空间成为关联现实与虚拟空间的媒介界面。“媒 介-使用者”作为交互主体，将原本漫无目的的城市漫步转译为充满意义的空间故事。在位置媒介的言说和记忆机制下，城市空间成为充满“偶得协奏曲”的交互地图，人们在此漫步、游戏，乃至竞争、合作。经由个人持有又普遍联结的位置媒介的中介， 空间作为媒介重组了个人与社会、地点与空间、道路与漫步、想象与痕迹之间的关 系，从而构建起一组数字媒介时代的城市空间实践新样貌。
在互联网特别是移动网络日益普及的背景下，乡村日常生活是如何与信息传播技 术发生勾连的？本文以“三重勾连”理论为分析框架，从科技物品、符号文本和空间 场景三个层面展开分析，并采用民族志方法，从一个村庄的移动网络实践展现新媒介 技术与农民日常生活的有机勾连。研究发现，在科技物品层面，智能手机在农村的下沉是物品经济性和技术可供性双重驱动的过程。村民对智能手机的消费实践体现了智 能手机兼具共享体验和定制化的技术特性。在符号文本层面，村民移动网络的内容消费呈现出家庭分工模式和权力关系等带来的差异。同时，农村家庭对移动网络的日常 消费具有“网络日程表”的特征。在空间场景层面，农村移动网络实践形成了农业生产“不在场的空间”，也带来家庭共享空间的式微与“卧室文化”的形成。对于出国 打工和远嫁的村民而言，移动网络具有维系基于血缘和地缘的关系网络与家庭空间再 生产的功能。
随着移动数字设备的发展，自我追踪越来越与移动技术相关联，不同的技术形式 促成了不同的数据实践。本文以GMY高校学生使用的“运动世界校园”APP为例，从“媒介特性”出发，关注媒介技术在数据实践中发挥的作用。作为位置媒体的“运 动世界校园”具有身体、技术、空间的同时在场的“媒介特性”。“校园跑”是一种“被动式自我追踪”，在此过程中身体与技术的互嵌促生了一种“复合空间”，这一 复合空间同时又影响了身体的感知铭刻、调节了身体的相关活动。“校园跑”方便了 教师对学生日常锻炼的“凝视”、规训了学生的跑步行为。与此同时，相关的技术因 素又为学生作弊提供了可能性。在GMY高校这一具体场景中，人与非人的因素通过 “运动世界校园”这一媒介技术相互勾连，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数据实践。
在德布雷“媒介域”的理论基础上，本文将地图置于16-17世纪媒介化的技术- 文化生态中加以考察。一方面，从“媒介化知识”的视角看，近代早期欧洲的地图制 作、阅读、传播与贸易实际塑造了地理层面的科学空间与文化层面的概念空间，两者 的交互系统构成了新型的“知识空间”。另一方面，兴起中的近代国家与商业社会参 与了知识空间的生产过程，制图与读图既是一种权力获取与保持的要素，又是商业模 式、从业群体、贸易流通、公共文化与经济社会环境的反映。新式地图与地图集因而 成为知识-社会转型中的一种媒介力量，它塑造了空间知识的传播、沟通与重构，也缔 造了媒介符号与技术现象、传播领域与文化社会之间的“混合体”。地图革命与成长 中的近代国家耦合，奠定了一种新兴的政治地理与“领土空间”的历史基础。
传播不止于现实世界中的信息传递和意义共享，同时也包含人们在现实世界与超 越世界之间寻求沟通的努力。这种努力在中国古代体现在“巫”这一特殊职业群体 “交通天人”的沟通活动中。初民社会中，这种天人之际的沟通活动更多是基于生存 的现实需求而产生的对超自然神秘力量的崇拜和模仿。“绝地天通”之后，兼行巫职 的“王”垄断了“交通天人”的权力，并通过将权力秩序视作宇宙运行秩序之现世映 射的方式合理化了权力集中化的现实。随着“天人合一”思想的出现，个人文化道德 品质抽象出来的价值系统开始取代超自然的、具有实体性的神秘力量，成为统治者在 “交通天人”中意欲沟通的对象。由此，现世权力秩序的合法性途径也从寻求外在于 人的神祗之赐福与授权转变为统治者本人在文化道德品质的超然地位。
本文采用定性比较分析（QCA）的研究方法，以2007年至2016年的26起被传统媒体 和新兴媒体广泛报道和讨论的环境维权事件为研究对象，梳理分析环境维权事件在媒介 化视阈下的传播逻辑。研究发现，新媒体语境下的环境维权事件在传播过程中中央级主 流媒体的影响力不容小觑，而网络意见领袖具有有限性。而环境维权事件的传播过程又 分为事件进入公共议程、成为公共议题，内容被媒体建构，议题的诉求从事实转向价值 三个阶段，而这也展现出了媒体的有限传播和公众缺乏环境知识素养等问题。
以创办智库带动媒体转型是值得关注的一种探索。本文通过对142篇公开发表的相 关文献的分析，发现我国媒体的智库实践经历了“内向型研究机构”与“外向型媒体智库”两个阶段，研究者的理论认识也在这两个阶段有所变化和发展，并因实践主体 与运行模式的复杂性有分歧。作者结合相关个案与调研，对这些问题加以分析。
新闻叙事是新闻信息生产的核心环节，大数据技术应用于新闻叙事，引发了叙事主体和叙事形式的变化，并对叙事者、叙事结构、叙事话语、叙事接受等产生了影响。数据新闻可视化叙事突破了传统的新闻叙事模式，形成了线型、组合型和交互型 叙事模式，以及相关性、对比性和演变性的叙事逻辑。探索数据新闻可视化叙事不仅可以丰富新闻叙事学理论研究，也有助于我们了解和掌握数据新闻的生产规律。
假新闻虽然不可信，但它并不可怕，有时它显得可笑，有时它显得可悲，更多时 候它是可以理解的。本文无意为假新闻翻案，而是在对既往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和反思的基础上，从新闻社会学视角对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有据可查的275条国内假新闻进行 再剖析与再审视，借助类型研究的方法从三个向度去思考其中所蕴含的深层次内涵： （1）它们如何折射出值得关注的社会问题？（2）它们如何暴露出值得警醒的集体潜 意识和大众心理？（3）它们如何被权力机构操纵成为掩人耳目的工具？总之，假新闻 中有真问题，值得进行更深入的开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