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时代，中原社会与外部世界所进行的持续大规模的互动往来，急速地扩大了中原居民的文化和地理视野，也因而扩充了人们关于“我者”以外不同“他者”群体的知识。从国家行为体之间的关系交往看，唐代中国的对外传播，从某种意义上看，是一种向外部世界推广中国的外交规范并同时根据外部世界的反馈以认识和适应外部世界秩序的双向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隋唐帝国的自我国家观念和“我——他”关系想象（如“中华”观念）在现实的对外关系中的得到了检验和校正的机会。一方面，隋唐帝国，基于外邦诸国以遣使朝贡、派遣留学、求请经书等的外交现实所传递的积极意义而逐渐强化了其作为文化综合体的“华夏”自我认同。另一方面，唐帝国又由于其所主导的朝贡、册封等制度在一定范围上的失灵，而逐渐打破其传统意义上的“中华帝国”的想象。前近代国家体系中的对外传播和关系交往，为隋唐帝国正视自我提供了以他者多元化反馈为内容的“三棱镜”，这些对外交往中的不同实践都为建构“我——他”关系背景下中华帝国的主导式身份提供了意义来源，进而促使唐代的中国能够形成更为立体、全面的国家社会认同。
本文首先对媒体“公信力”和“公众信任度”的概念进行了梳理和定义，并介绍了中国涉外媒体在德国的信任度调研背景；其次，论文从两个方面分析了中国涉外媒体在德国的信任度调研的数据结果。第一，通过对德国受众有关中国涉外媒体公信力六个方面的调研分析，本文发现其：总体状况为较不信任，六项指标中五项信任指标在20%以下，只有一项超过20%，为21.9%；第二，本文通过对世界四大通讯社与新华社的信任度比较发现：新华社的信任度在世界五大通讯社中为最低。中国新华社报道的信息，要想在世界上发挥传播影响力，具有相关话语权，还有一定难度。文中还进一步对新华社在不同受众人群组的信任度进行了相关分析并有针对性地给出建议。此次调研德国受众的总有效样本量为1594份。
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建设银行作为中国主导、多国参与的政治经济合作项目，同时也是中国在国际舆论场中构建传播主体意识、促进世界传媒新秩序建立的标志性新闻议题。本研究采取现实建构主义的视角与框架分析的方法，选取《中国日报》、《纽约时报》与BBC三家国际媒体自2015年3月12日至4月15日关于亚投行的报道进行分析。研究发现：BBC与《中国日报》在利益耦合时出现框架共鸣；《纽约时报》和《中国日报》在话语争夺中出现框架冲突；BBC在舆论困境中出现沉默框架。在亚投行议题上，中国在国际传播的主体构建过程中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与此同时，对外传播的效果始终植根于现实主义的国家之间的利益博弈关系。
字幕组因美剧在中国风行而备受瞩目，对外来影视作品字幕的翻译是跨文化交流的组成部分，网络字幕组的翻译因亲民的表述方式、适合网络传播的特点广为流传，其中不乏被网民称为“神翻译”的经典之作。本文通过梳理媒体报道分析字幕组的传播主体特点，在跨文化传播的理论框架下通过文本分析的方法对网络字幕组“神翻译”进行研究，以期阐释字幕组跨文化传播的新特征。
近年来华裔新生代作为公共外交的行为主体开始引起学者们的关注，鉴于此，本研究以在中国留学的华裔新生代为研究对象，从跨文化传播能力的视角，研制华裔新生代公共外交能力量表，以此来对华裔新生代的公共外交能力进行测量和实证分析。本量表包括三个维度：公共外交意识、传播意愿、传播能力。研究发现，华裔新生代公共外交能力三个维度之间存在显著相关关系，且公共外交意识和传播意愿对传播能力有显著影响。
食品安全风险交流关注度高、专业性强、各方利益诉求驳杂，有其特殊的语境，在这个语境中“说话”必须选择适切的语体才能有助于达成有效防控风险的效果。方舟子、崔永元围绕转基因问题展开的食品安全风险交流在身份定位、说服论证、话轮交替、语用风格诸方面采取的修辞策略迥异。作为一名科普者，方舟子在逻辑推理的科学性和语言表达的条理性方面表现优异，却没有在民调中赢得支持，修辞层面的原因在于没有充分认识语体与语境适配的重要性，其失误源于以下三个方面的误判：1、把交流对象预设成科学圈内人而非公众；2、把交流目的变成压倒辩手而非与公众沟通；3、把交流等同于推理论证而忽视了德性、善意，以及对公众情绪的感知。
公民网络参与正通过解构权力与信息来重构政策议程设置的主体关系，但无法避免传统参与困局的网络迁移与内生性议题偏向。本文通过公民网络参与介入的政策议程设置扩展模型与简化策略矩阵，从阶段过程视域与合作进化视域分析议程互动过程中的合作解是如何从合作不占优的传统议程设置环境中形成、析出并稳定进化的，认为政策议程决策主体单向主导到多元主体合作关系的逻辑变迁预示了绝对集权解体；网络参与搭建了议程设置的关系桥梁与持续性机制，追求占优回报的小合作政策共同体得以侵入不合作占优的议程设置环境中；不合作策略很难再侵入到合作环境，（高参与，高回应）博弈策略将演进为集体稳定的合作解。
本文从传播功能的视角考察了先秦时期的社会传播活动，认为初期的社会传播活动主要承担着“辅佑政事”与“延揽民意”的功能，具体来看主要形式有“史官记事”、 “官方文书通讯”、“采风”、“乡校议政”等，这些活动兼具或者表现出了现代意义上大众传播活动的功能，依稀显现出新闻传播活动的多种特质，对社会的公共信息进行着有组织、有规模的及时、公开传播，在纵向和横向两个纬度交织进行，其生成的文本对当世和后世的政治生活也产生了深远影响。本文也以此重新反思了中国新闻传播事业诞生的时间问题，以及考察标准的问题，本文认为新闻事业诞生的标识应以新闻传播活动的诞生为标识，而非以“纸质媒介”的诞生为标识。
维新运动时期，湖南由“铁门之城”变为“全国最富有朝气的一省”，伴随这一过程的，是以唐才常、谭嗣同、刘善涵、熊希龄等从科举旧制走出来的湖南士绅渐渐走上办报开新的“合群”之路，从而拉开了湖南近代报业的序幕。本文力图深入揭示在维新运动这一特定历史语境中，在湖南报人从产生到合力共谋办报的历史过程中，所体现出的近代湖南报人报业的如下鲜明特点：其一，社会“大变局”是催生湖南新式报人报业的最大推动力；其二，湖南新式报人合群开新之阵营脱胎于科举旧制，同时又带有浓厚的政、学、商三位一体色彩；其三，湘省报人在合群过程中，与鄂、沪外省报人建立了独特的同仁合作模式。
电视模式不仅只是一个电视种类，它的核心是资本主义在知识产权上的扩张。《电视模式时代》这本书，第一次全面的从历史、政治、经济的角度来讲述西方电视模式在全球范围内的价值链形成和运作规律。本文以文化研究为基石，以全球价值链理论为分析指导，对西方模式交易的历史和现状进行了梳理，为电视研究在“媒体帝国主义”和 “世界全球化”的学术辩论中，提供了一个新的方向，以探讨文化、全球化和资本主义之间的相互关系。本文总结了该书在理论和实践中的贡献，对其在区域化研究等方面的局限提出了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