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中菲南海冲突”为例，尝试回答以下问题：中国在南海问题中的对外传播话语结构是如何的？这样的话语结构在国际媒体报道中的“二次传播”效果如何？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效果？本文选取了2014年3月10日至5月20日的新华社和《中国日报》关于中菲冲突的英语报道，对其进行框架分析发现：中国在这次中菲冲突中的对外传播话语结构是主权：坚决捍卫；归责：谴责菲律宾；解决问题：不接受仲裁；对第三方的态度：反对美国介入；旁观者：不影响与中国关系。然后，本文又通过研究《菲律宾每日闻讯者报》和《纽约时报》在相同时间内对中菲冲突的报道发现，中国对外传播话语结构的二次传播效果并不理想，其原因有国家利益冲突、双方对于南海、中国的观念落差以及中国政府的声音很难影响国际媒体等。
国际议题是怎么发起的？又如何被建构为国际议程？国际媒体在其中起到什么样的角色？本文以南海争端为个案，研究周边国家媒体如何与国际社会互动，进而和西方媒体一起建构出维护南海“航行自由”的国际议程。研究发现，周边国家媒体在议题产生前是“局外人”，但在“议题扩散”和“进入国际议程”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尽管周边国家媒体的立场、诉求各不相同，但这并不影响他们借助共同的多边国际制度，制衡着中国这个“强大的邻居”。
本文分析了有关南海领土冲突国内公众舆情的844个问卷数据，认为南海领土冲突的国内公众舆论具有 “强群体极化”与 “弱群体极化”的区别。南海领土冲突的公众舆论具有一定程度的自相矛盾性与非理性特征。在新媒体时代，公众舆论对南海问题决策形成“堤坝”效应。公众舆论对外交决策的影响要通过网络舆论和大众传媒的转化，这具体表现在公众认为个人对南海问题决策的影响微乎其微，但是通过大众媒体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外交决策。南海领土冲突公众舆论的“群体极化”、自相矛盾性和非理性等特征对南海决策形成较大的压力，这需要政府考虑在新媒体环境下，如何更好引导公众舆论，疏导民族主义情绪，使公众舆论与南海决策形成一种良性的动态平衡。
《试论音乐符号传播的时间特质》（原载于《国际新闻界》，2013年第35卷第9期）一文的作者认为：音乐主要是一种时间符号，而不是空间符号，不存在对称。本文通过对影视配乐中所存在问题的考察，指出音乐不仅是一种时间符号，也是一种空间符号，都相应的存在一定的结构性因素，这些因素都需要在声画关系的处理中予以充分考虑。此外，本文还对原文所涉及的音乐的对称性、律调程式、音乐的结构力以及音乐的时间体验等问题提出了商榷性意见。
拉萨是全球著名宗教城市之一，集“传统与现代”、“开发与保护”、“民族与国家”等现代性命题于一体。本文以《西藏日报》、《西藏商报》两家媒体对拉萨城市交通、住房、休闲生活城市空间的报道为例，发现拉萨媒体建构起了民族与国家、传统与现代相和谐的政治和文化图景。本文认为，拉萨媒体需要肩负的责任是培育公民意识的形成，以及让城市中不同信仰、不同利益群体在现代性的维度下走得更加良性。
群众性是中国共产党党报的重要原则，群众在党报报道中曾有过不同的定位。从中共早期党报实践到《解放日报》改版前，群众是党报教育、组织和鼓动的对象；改版后，在抗日战争时期，党报成为群众的报道者、反映者和喉舌；抗战胜利后，尤其自土地改革宣传开始，群众逐渐成为党报工作者“学习的对象”。“群众性”内涵重心的不断变化，背后的原因比较复杂，既有党报工作者对群众认知的改变，也有不同历史时期宣传政策调整、甚至党的大政方针调整的原因。
本文基于在北京的一次针对新闻从业者的问卷调查和赴云南、山东两地对媒体、企业的调研数据撰写而成。本文认为在当下中国，记者的职业地位在社会中显著下降。下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其中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记者“自我认同”的贬斥与“社会认同”的错位。即记者的“自我认同”从“无冕之王”滑向了“新闻民工”；记者的“社会认同”总在“舆论监督者”、“客观记录者”、“宣传者”、“社会建设参与者”的角色中纠结与调和。记者们趋向于将自身定位为“舆论监督者”、“客观记录者”，而官方趋向于将记者定位为“宣传者”，部分企业家和民众又趋向于将记者定位为“社会建设的参与者”，后两者的定位都与其“自我认同”发生严重的错位。这导致了记者职业神圣感的丧失、职业伦理的下滑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又反过来加速了记者职业地位的下滑，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基于对1988-2011年间中国大陆产出的516篇新闻学博士论文的分析，本文尝试对中国大陆的新闻学研究状况作出初步评估。研究发现，大陆新闻学博士论文以基础研究和本土议题为主、重思辨，少有量化研究；但比较注意与管理学、历史学等学科的交叉。同时，在新闻理论、新闻史、新闻业务及新闻事业经营管理等细分学科的发展已较为成熟，且在中国新闻史、大陆新闻改革、中美新闻事业比较等专题上有较为丰硕的成果，选题已不局限于传统“报学”范围，对各类媒介均有所关注。本文认为，大陆新闻学研究在研究议题的开放性、研究方法的多样化方面已有相当进步，但是，新闻学博士论文在数量繁荣的表象背后仍潜藏诸多问题。
新媒体环境下，多屏发展成了电视行业的新趋势，并对电视节目的评估产生重要影响。作为电视市场“通用货币”的收视率效力已经下降，在电视节目评估指标体系中引入多屏指标势在必行。新指标与原有指标的关系影响到整个指标体系的构建，对此本文使用内容分析法和深度访谈法，以热播电视剧为例，展开了对网上收视度和线下收视率关系的探讨，并且对影响网上收视的因素进行分析，以促进多屏环境下新的电视节目评估体系的构建，同时给视听媒体的业务发展以启示。
目前中国的三网融合，其进展并不尽如人意。但这并不意味着三网融合会终止，作为技术演变的一个过程，三网融合必定会持续下去，在各种新技术的推动下，其走向也会发生变化。移动互联网的出现是电信网与互联网融合的产物，也是三网融合升级的起点。移动互联网中的内容入口、社交入口、服务入口之争，将进一步改变三网融合的市场格局，而可穿戴终端也将推动移动互联网与物联网的融合。物联网对三网融合的直接影响是促进智能家居目标下新一代广电网（NGB）的进一步升级，同时促进移动互联网的环境适配能力的增强。从未来发展趋势来看，广电网、电信网、互联网的三网融合将演变为NGB、移动互联网及物联网的融合。
本文利用NVivo软件对30家国外传统新闻机构的社交媒体规范文本进行了质性分析。结果显示，国外传统新闻机构通过严格控制新闻工作者在各种场合对社交媒体的使用，将社交媒体限制在传统新闻伦理和新闻生产方式之内，试图以此维持自己在新闻活动中的中心和正统地位。这与社交媒体开放性与参与性的特点存在矛盾，将有可能导致新闻机构和新闻工作者陷于困境。本文还分析了国外新闻机构对社交媒体进行控制的原因，以及为应对社交媒体而改变新闻生产社会控制方式产生的弊端并给出了分析结果对我国的借鉴意义及研究存在的不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