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实际上，实践转向是社会科学知识增长的普遍趋势。当前在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领域，“实践”转向也并非新事，例如姜红、印心悦（2021）通过引入科学知识社会学分析作为一种“实践”的新闻，认为新闻研究的“实践”取向意味着新闻不仅在于“表征”事实或“传递”信息，更在“介入”世界与“沟通”。另有袁光锋（2021）借助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实践理论指出，个体的情感表演不仅具有交流情感的功能，还可以建构某种权力关系。这些讨论对本文颇具启发意义。本文所使用的实践转向与上述研究具有相通之处，即不在于参与本体论与知识论层面的争辩，而是在实践转向逐渐成为普遍共识的背景下，提醒我们关注政治传播主体开展的传播行为如文本、符号、观念的生产、流通与接受以及由此构成的组织模式、制度形态、社会关系与社会秩序，而社会治理中的权力关系恰恰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实践”类型之一。

2. 引入治理实践并将其重申为“权力互动”，意在展现政治传播实践中更为隐蔽的机制。实现这一点的前提，取决于我们对“政治主体”与“权力”的不同理解。自韦伯以降，关于“权力”的研究多强调权力的持有者，相应的，对于政治主体的理解也多指建制性的权力持有者（如公权力组织）。实际上，权力具有关系性的本质（Etzioni，1970：18），权力的获得、维系与削弱本身就是主体互动的过程，因此对权力的分析无法排斥或无视权力从属者/无权力者。就政治传播而言，一方面，大众时代的到来，不同的政治主体在对话与观点的交流中形成政治生活（塔尔德，1969/2005：214），其中的遭遇（encounter）、交锋（engagement）甚至冲突都必然存在，而政治传播的知识本质即是大众社会语境下基于“均值人”的道德统计学与大众心理学，探讨如何测量、整合以及影响公众舆论的“现代性知识”，从而为呼唤一种整合性的宣传技艺提供合法性辩护（毕晓梅，2022）。另一方面，权力的从属者与无权力的弱者面对权力的支配者与强势者也并非“无计可施”，可以借助伪装和匿名形成一种“从属群体的潜隐政治”或“底层战术”（斯科特，1992/2021：31；张萌，2022），甚至借助大众媒介等手段进行“权力的生产”（杨国斌，2009/2013：17），继而成为一种“能动”的“政治主体”。因此，将治理实践视为一种权力互动并嵌入政治传播分析，能够揭示我国政治传播实践的复杂性与隐蔽性，既可以呈现权力支配的单向运作，亦可以展现被支配者的反馈策略。近来有研究（何晶，2021）主张将底层民众的利益表达、抗争行为、媒介实践等纳入“政治传播”的研究范畴，即不失为一种突破原有政治传播分析的有益尝试。因此，扩展政治传播的主体就是扩展政治（权力）的主体，尤其是要承认来自底层的团结与联合所产生的传播力/社会力。

3. 本文提出的“信息社会构型”与“社会构型”（social configuration）概念密切相关。德国社会学家埃利亚斯（Elias，1978：72）指出，相对于“社会结构”“社会系统”等概念而言，社会构型更注重过程性与动力性的网络结构及权力状态。在网络社会中，信息被用于权力的控制、流转、分配、沟通，形成了一种“信息化的社会构型”。

4. 这一概念受启发于戈夫曼（Goffman，1961：6）提出的“全控机构”（total institutions）。在全控机构中，生活的各个层面被置于同一个组织权威之下，日常生活与其他人高度趋同，并且日常生活的各个阶段都被设定了固定而紧凑的时间表。在信息社会下，这种“全控性”更为显著，这一点也反映在德勒兹（Deleuze，1992）的“控制社会”概念中。

5. 当然，“双重取径”并非是基于政治传播本位的知识自觉，但在无意中构成了政治传播的“知识工作”（knowledge work）。在历史主义、文化主义取径的基础上，本文希冀通过“治理实践”的“拼贴”，构建相对更为完整的政治传播知识版图，因此双重取径与治理实践并非对立而是互补关系。首先，从知识论上来说，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路径都是“总体性的科学”，是互为补足的关系。无论是“历史中的治理实践”还是“治理实践的历史”，均是关于“霸权”（hegemony）、“支配”（domination）与“濡化”（acculturation）的知识（伯克，2005/2019：142-148），只不过二者各自所侧重的分别为前现代社会与现代社会；其次，就本土经验层面而言，中华帝国统治、近现代国家构建以及当代国家治理在制度风格、政治文化、心灵习性等方面存在一定的继承性与相似性，因此政治传播中的双重取径与治理实践在经验上必然存在连贯性与互文关系。

6. 需指出的是，这里的权力空间与关系网络并不拒斥“媒体”的角色。在我国的政治传播实践中，无论是政治符号的扩散、政治会议的仪式化展演、政治文件的发布、政治信息的搜集还是信息全控机制的建构等过程，都必然涉及媒体。但相较于欧美而言，我国媒体因为合法性来源、新闻生产惯例、媒体人职业逻辑都内嵌在政治场域之中而不能独立发挥作用（本森 & 内维尔，2005/2017：7；刘海龙，2020c），因此本文采取相对“超越”的视角即在“元层面”来认识媒体，将其概括为政治传播象征系统、技术系统与组织系统的一个“触手”或“界面”，借由这一“界面”，政治传播过程得以实现权力的扩散、接受、回馈、协商甚或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