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核查作为新闻业因应数字化转型所尝试的创新实践方案，正在成为我国公共生活中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本文引入参与式核查概念，尝试把公众带至事实核查的中心视野。通过一项四因素混合设计在线实验（N = 405），本研究围绕专业核查和参与式核查的勘误潜能及其在新闻素养方面所需的经验条件展开比较分析。结果显示，常规核查与新闻素养的宣导相结合可有效帮助人们辨伪识真，在受众有机会直接参与新闻验证的前提下，新闻素养干预对提升其新闻辨识力不再具有额外的裨益。同时，公众参与事实核查或从外部干预新闻素养均可降低他们对新闻的准确度评价，特别在防止人们误信误判虚假新闻进而卷入对假新闻的扩散方面效果尤为显著。基于上述结果，我们在文章最后就公众参与事实核查对涵养公民素质和赋能知情公众的意义展开了讨论。
数字新闻环境的认知复杂性源于多元行动者的认知权威博弈。研究从社会认识论出发，超越以记者为中心的传统范式，将多元行动者新闻认知实践的互动置于数字新闻认识论的分析核心。研究提出认知混合这一核心概念，将互动过程划分为认知隔离、认知支配和认知杂交三类模式，认为三者共同推动新闻认识论的底层框架从传统二元对立转向动态、情境化的多元认识论。在此基础上，研究融合现实主义与建构主义立场，提出以确证真信念与认知正义为评判标准，构建兼具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评判框架，为数字新闻实践的规范重建提供理论支撑。
数字新闻业的生产主体由多元行动者网络构成，但在中国的媒介环境下，“无证上岗”的“外围行动者”如何做新闻，却一直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在“环境—行动”可供性分析视角下，借鉴类型学研究思路发现，在技术环境赋权和制度环境限权的张力中，外围行动者积极行动，形成了搬运为主、原创为辅的依附式新闻生产常规，力图通过转载、编译、整合、有限自采编、叙述自我和输出观点，在效率与正当性间寻求平衡。这种积极行动纵然只是一种适应强势结构的有限能动性的体现，但也显著影响了数字新闻生产和网络舆论，主要表现为传统媒体从生产者被转译为“消息源”，新闻报道从终点转变为新闻再生产的起点。转译行动部分消解了传统媒体一锤定音的作用，数字新闻业进一步成为多元行动者争夺管辖权和话语权的复杂场域。从网络舆论治理的角度看，只有为外围行动者的新闻生产行为赋予制度正当性，才能调动外部约束力，倒逼其自我定位为专业媒体，用新闻业的既有规范约束自我，净化网络环境。
肇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我国主流媒体的媒体融合，在经历了近二十年的自我摸索和2013年以来10多年自上而下的国家主导推动发展，始终未能摆脱身份、制度和新媒体产品市场格局等系统性困境。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AI时代，进入系统性变革阶段的主流媒体的媒体融合“旧困未了，新愁又起”，即旧困尚未摆脱，又面临着新的系统性困境。主流媒体走出AI时代的新系统性困境，并不能简单依托资金、技术和人才等“术”的层面，更应该从根源层面的信心、理论等“道”的维度上寻找路径。在此基础上，主流媒体才能为关涉融媒发展关键掣肘的制度改革供给思想指引和理论支撑。与此同时，主流媒体在“术”层面发展融媒体可以利用主流价值观引领者和高质量内容供给者的应然定位和可能优势，充分借助AI技术打造主流媒体大语言模型。
随着算法推荐技术在新媒体平台中的深度嵌入，部分用户产生了算法厌恶，影响了健康的用户—算法的关系。本研究基于创新抵抗理论，构建算法负面口碑对算法厌恶的影响机制模型，并在模型中引入创新采用障碍和技术准备度。研究发现，算法负面口碑对算法厌恶的影响受到多种障碍因素差异化的中介作用。在算法负面口碑影响用户算法态度的过程中，使用障碍的作用相对较弱，而传统障碍的影响更为显著，风险障碍、价值障碍和形象障碍也扮演了重要角色。技术准备度中的乐观性和创新性有助于减轻这些障碍对算法厌恶的影响，而不舒适感会加剧风险障碍与形象障碍对算法厌恶的影响。本研究为算法设计者通过优化设计减少用户算法厌恶，提升人机互动体验提供了建议。
以“一网通办”为代表的移动治理界面，高度整合、贯通虚实，将政府与公众的交互从信息、话语层面的对话和协商，拓展至多元社会技术系统的调用和交转，开启了政民交互的新面向。本文从媒介学的视角出发，通过对“浙里办”“随申办”移动政务应用的数字界面漫游，探讨了移动数字界面如何重塑政民交互。“一网通办”将传统以“街头官僚”为中介、面对面的互动，转化为标准化、程序化的软件流程，既为个体参与治理提供了新的可能，促使公众重新思考政府的角色和权力边界，又带来了公共服务系统灵活性不足和社会公平方面的新挑战。
当前，算法平台成为促发陌生人联结的新媒介，但“精准匹配”之后潜在的社交困境较少得到关注。本文以“小红书用户寻找线下搭子”为研究对象，经过多轮参与式观察与深度访谈收集资料，运用扎根理论分析其困境与成因。研究发现，困境可概括为寻搭者对陌生人关系的想象错位：实用主义者将陌生人关系误解为可以略过人情往来与熟识过程的加速联结；浪漫主义者受困于陌生人在亲疏关系之间的不确定角色。上述困境源于平台与文化塑造的弹性社交语境：通过放大事件巧合与人际相似，线上语境突出关系想象的契合；会面后，陌生人之间社交观念与惯习的差异不断浮现，困境随即产生。在此，个人对关系的认知并非“不确定递减”，而表现为“确定-不确定”摇摆。最后，研究将“搭子”概念化为“事缘关系”，以捕捉该区别于“趣缘关系”的新型陌生人社交形式。
触觉器官是身体的感官系统得以可能的基础性和综合性器官。触觉的“双重统握”和自反性不仅启发了主客体统一的“原初身体”的发现，而且其非中介、非表征和前反思的特点致使其在传统认识论哲学中被遗忘，却在身体现象学中被标识为一种基础的生存论器官。在此背景下，触觉技术具有先天的“上手性”，由其集成的VR游戏典型地呈现为一种技术现象学的实践。在具体的游戏过程中，触觉通过联合其他感官与触觉技术构成初始化的知觉场，由身体与技术合成的技术主体在经历了分化与整合之后依然以“后身体”的形式在触感世界持存，该过程触觉媒介始终通过自行隐匿的方式来确保技术主体的生存论体验，而后身体意向下的触感世界则以身体触觉为出发点，通过身体和技术的意向性充实和场景构造推动着游戏机制的持续运转。进一步研究发现，VR游戏可被定义为一种经由技术中介的现象学姿势，它为海德格尔的“基础存在论”增设了“技术替补”，“游戏的人”在“深度游戏化”的背景下走向了一种带有普遍性的生存论操演。在学理上，游戏研究的现象学视角深刻重构了游戏的主体性、交互性及游戏性等理论内核，有望成为超越游戏学和叙事学之争的“第三条进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