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二字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体系中，具有主体性、基础性、根本性的地位和作用。本文通过对习近平文化思想所蕴含的人民观的系统梳理和深刻领会，深入阐释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人民观的理论价值与时代意义。研究认为，习近平文化思想所蕴含的人民观，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人民性特质，赓续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民本思想，创新了“党性人民性相统一”理论，丰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是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写进亿万中国人民心中的科学理论。
生成式人工智能（GenAI）通过思维链技术实现思考过程的可视化，重塑新闻业的人机协作与创新行为模式。本研究基于威胁刚性理论与认知契合理论，采用3（GenAI思考过程可视化：完整过程/简要过程/无过程）×2（任务复杂性：简单/复杂）双因子实验设计，对国内新闻记者（n=300）进行在线实验。通过双因素方差分析与中介效应检验，分析GenAI思考过程可视化对新闻创新行为的影响路径。研究表明，GenAI思考过程可视化显著积极影响新闻创新行为，其中简要过程效果最优，完整与无过程的效果不及简要过程，表现出倒U型效应；人工智能身份威胁在GenAI思考过程可视化与创新行为间起显著负向中介作用，但如果具备较强的情感认同，则能缓解其负面影响；任务复杂性主要通过加剧工作威胁来影响创新行为。研究经讨论得出，在不同任务复杂性条件下，GenAI思考过程呈现的透明性设计对新闻创新行为的增强是非线性的，且可能加剧职业身份与岗位安全的双重危机。这种赋能与威胁并存的透明性悖论，为智能时代新闻创新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
理解数字新闻活动需要超越传统职业取向的研究思路，已成为近年来新闻研究者们的普遍观点。传统职业新闻系统之外的“外围行动者”，尤其受到研究者关注。本研究在已有相关文献中选取了54个外围行动者案例，参照帕森斯行动框架对其新闻实践进行了再分析。研究发现，行动者身份和行动目标是理解外围行动者生产实践的关键维度，据此提出五种新的外围行动者类型，并逐一讨论了他们的行动逻辑。在此基础上，本研究进一步探讨了外围行动者与传统新闻媒体在“生产新闻”这一工作领域中正在生成的双重“均势”关系，深化对数字环境下网络化新闻业复杂结构和建构路径的理解。
媒介技术的变革带来复杂多元的新闻消费时间体验，新闻学研究正在经历深刻的用户转向与时间研究范式转向。本研究对32位数字新闻用户进行半结构式深度访谈，从时间制度感知、节奏秩序编排与社会生活体验三个维度对数字新闻消费实践中的时间问题展开研究，研究发现，基于对算法时间主导的新闻传播时间的制度感知，用户会利用“当下切换”“专门部署”与“常规安排”三种策略主动编排新闻消费的时间秩序，在新闻时间与日常生活时间的交汇中制造“新闻时机”，形成嵌入日常生活的多元新闻消费时间体验。本研究将新闻消费实践放置于新闻时间结构与个体经验性时间之间的动态协调框架中，以有机时间观揭示新闻时间作为关系性、过程性存在的本质，在理论上助推新闻消费研究从碎片化的行为主义视角走向嵌入式的日常生活视角。
信使为理解传播提供了源初意象，一些西方传播学者已经有所意识并借用信使意象提出相应的传播理论。然而，当前信使研究不仅基于先入为主的传播观念而对信使的功能解释不一，而且过度依赖“天使”这一特殊的信使作为普遍原型，从而遮蔽了信使的历时性和传播的现代性。现代社会中上帝之死和中介的消失让人人成为“信使”，尽职尽责但却不知为何、为谁传递信息。这一交流困境要求重新审视介于主体性的“人”与功能性的“非人”之间的信使意象。威廉斯和本雅明都拒绝让信使独自作为“信源”的主体，前者提议回归经验与公共性以重塑信使的主体性，后者强调“姿态”作为“无目的的手段”以调和主体和媒介的冲突。本文认为，从信使展开的传播理论，若要切实回应现代人类的媒介化生存挑战，则不应停留于价值无涉的媒介观与功能化的“非人”信使观。
本文基于中国居民心理与行为全国性调查，探讨了社交媒体身份气泡（以下简称“身份气泡”）对青少年孤独、抑郁、焦虑的影响，考察了感知社会支持和问题性网络使用在其中的作用机制及其群组差异。结果显示，身份气泡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影响并非遵循单一路径，而是呈现出双刃剑效应：身份气泡既可通过社会支持的中介效应对青少年心理健康起到保护作用，又会因引发问题性网络使用而成为心理健康的风险因素。多群组分析则表明，身份气泡影响青少年心理健康的风险路径存在显著的性别、城乡、学段差异。女性、城镇、高中及以上青少年更易因身份气泡陷入问题性网络使用的风险中，从而加剧心理健康问题。此外，身份气泡会直接降低女性青少年的抑郁情绪，但这种积极影响却被问题性网络使用遮掩了。在线上社交风靡的当下，卷入身份气泡既可能构筑起青少年自我认同的堡垒，也可能成为心理健康风险的温床，这一发现为全面理解在线社交互动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影响提供了新的视角和见解。
声音界面无处不在却隐而不显。本文超越视觉中心范式，基于界面过程性视角，以嵌入国产手机、化身为智能助手的语音界面为研究对象，探究其生成、维系以及声音媒介引发的复杂界面效果。基于话语界面分析与半结构访谈法，研究发现：在黑箱内，界面以控制论的技术逻辑改造用户口语，模仿人际交流形式，伪装程序化交互的本质；在交互中，用户投入持续的行动以化解界面的失灵或崩坏，缓和语音兼具交互与交流属性时的矛盾。此外，作为构建人与技术环境的关系型媒介，声音激活界面交互的听觉转向并引发技术感知悖论，用户尽管理性地衡量语音助手的语义短板，但亦萌发有生命气息的技术构想。本文将由语音主导的人机交互概念化为声音界面交流，未来亟须关注声音之于人机界面的特殊意义。
本研究以媒介考古学为研究路径，聚焦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广为流行的“中华学习机”，通过对其开发背景、硬件形态与政策推广的多层次考察，探讨其在教育实践、社会关系与中国式现代化中的媒介作用。作为“媒介”，中华学习机在物质层面上嵌入了后发国家的教育技术实践方案，并在实践层面推动了计算机知识的普及与信息主体的塑造，同时在话语层面生产并强化了国家现代化的发展治理逻辑。进一步说，“学习”这一命名并非市场逻辑下纯粹的商业策略，而是对信息社会的挑战和现代性焦虑等多重社会情势的回应，它承载的是整合了信息未来主义、技术发展主义以及个人“素质”等理念的一整套社会发展方案。尽管在历史的多重张力下成为“失败媒介”，但其背后的技术政治与社会发展理念持续影响着中国社会。通过挖掘这一被遗忘的媒介技术，本研究丰富了中国数字媒介技术发展的历史叙述，也为理解转型时期的文化政治提供新的视角与框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