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影响”在此的意思是事实根据，“全无影响”或“影响全无”指的是某事实际上完全不存在、毫无根据，雍正在谕旨中多次用到这两种说法，此外还用过“毫无影响”“无影响”。

2. 曾静在笔供中称，他人造作流言实际上陷他于重罪，造作流言者乃其仇家，他绝对不会为之隐讳。而雍正的谕旨也由杭亦禄等人给他看了，所以他知道雍正的意图。

3. 曾静承认自己的大逆不道主要是由于误听谣言以及错解儒家经典（特别是《春秋》），“错解经义”“误听流言”“误听谣言”多次出现在其供词中。曾静的供词收录于《大义觉迷录》。

4. 雍正曾说过，“自上年至今已将一载，朕留心体察，并令内外大臣各处根究，今此案内著邪书、造谤言之首恶，俱已败露，确有证据，并不始于曾静者尽明白矣，与朕初意毫无差缪。”参见《大义觉迷录》，载《〈大义觉迷〉谈》，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第240页。

5. 湖广总督迈柱奏称，当时押送的官兵均未听说过谤言，这些人犯“在途不过需要口粮、人夫，并未听有悖逆之语。再四诘问，具各坚供实未听闻等情。”（按：在如此重大的案件中，押送的官兵没有理由替这些人犯辩解，因此他们的证词比较可信。）参见《雍正七年九月十七日湖广总督臣迈柱谨奏》，载鄂尔泰等编《雍正硃批谕旨》（第十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影印本，第1-3页。

6. 原任湖南巡抚王国栋以及湖南藩、臬两司就因为追查流言来源不力被免职，新任湖南巡抚赵弘恩从前任手里接手“达色等七犯沿途散布流言一案”，很快便有了结果。赵弘恩奏曰：“仰见皇上圣明，先知先觉，无微不烛，确系逆党怨望造作无影之言，沿途布散，实属情正。今既讯出造谤根由，理合据实奏闻。”雍正在硃批中予以表扬，“诘讯明晰，殊为可嘉。”《雍正七年十一月初七日湖南巡抚赵弘恩谨奏》，载鄂尔泰等编《雍正硃批谕旨》（第十册），第293-295页。湖广总督迈柱在奏称并未讯知发遣人犯有谤言，遭到了雍正的严词批驳，“草率奏覆，甚属慢忽，可谓无能玷职之至。湖南巡抚、两司革任之谕谅已知之矣，汝等若仍前慢视，不行研穷细询，断乎不可。旨到速速讯取信供，具奏以闻。”迈柱收到硃批后立即再审人犯，结果就“覆加密讯，取有信供”了。参见注释5所引《雍正七年九月十七日湖广总督臣迈柱谨奏》，及《雍正七年十月二十八日湖广总督迈柱谨奏》，载鄂尔泰等编《雍正硃批谕旨》（第十册），第1-3，6页。

7. 关于王澍在湖南的活动，除了曾静的寻访记录外，另可参见《湖南巡抚赵弘恩奏覆再审曾盛任等人查明王澍踪迹折（雍正九年正月二十八日）》以及该折所附曾盛任等人的供词。载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硃批奏折汇编》（第十九册），江苏古籍出版社影印本，1991年，第906-919页。王澍在湖南时常向人夸示他与十四爷允禵不同寻常的关系，并说自己与八王、九王（即允禩、允禟）亲厚，讲了很多“皇家之事”。

8. 曾静投书中关于雍正的流言大致有这些：谋父、逼母、弑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淫色、诛忠、好谀奸佞等。参见《大义觉迷录》卷一。

9. 雍正五年秋，成都有谣言称岳钟琪以川陕兵马起兵造反，还称岳钟琪系岳飞之后，意欲为宋朝报复。播散谣言的湖广人卢宗汉（寄居成都）被按律处斩，此人是个疯子，谣言并非由他而起，他只是公开在街头喊叫而已。

10. 另见雍正二年正月初八日上谕。当时有人奏报军营中传播捏造的流言，称雍正“拘拿诸大臣，凌逼众阿哥，纵恣隆科多、年羹尧擅权”，雍正在上谕中对这样的流言不屑一顾，并将此奏及谕旨发给前线军营中的大臣和官员，“使众各发一笑”。参见《雍正上谕》（雍正元年十月至雍正二年七月册），第1-2页。在同年三月七日的上谕中又对“凌逼兄弟”作了辩驳。见同册，第2-5页。

11. 雍正在此谕中说，允禩、允禵等人性喜酗酒，曾被他斥责，所以他们反而制造流言说雍正酗酒。关于圆明园端午饮酒的小抄事件，参见萧奭：《永宪录》，朱南铣点校，中华书局，1959年，第280页。私自制作提塘小抄的两名浙江人被处死。

12. 《雍正上谕》中自雍正元年起就常有斥责、揭露允禩、允禟、允禵等人劣迹、造言的谕旨，同时列举一些流言予以驳斥。这些谕旨在当时都是通过内阁公开发布的。在雍正二年三月初七的上谕中，雍正说到他原本打算公开康熙末年时康熙对允禩指责的谕旨（即“朕于允禩父子之恩绝矣”的那道谕旨），允禩得知后请求雍正不要公布，于是暂时封存不发，但最后因允禩不肯悔改，还是公布了。参见《雍正上谕》（雍正元年十月—雍正二年七月册），第5页。

13. 雍正继位之初就在御门听政日面谕诸王公大臣以朋党为戒，雍正二年七月十六日又强调在朝大臣要力戒朋党，并御制《朋党论》晓谕群臣。朋党之戒就是针对允禩集团而提出的。参见雍正二年七月十六日谕旨，《雍正上谕》（雍正元年十月—雍正二年七月册），第5页。

14. “料理”一词是雍正常用的，谕旨中屡见不鲜，在曾静案期间则数次用过“奇料理”。

15. 三位大学士刊刻上谕的奏请及雍正的谕令均写于雍正七年（1729），但是刊于《雍正上谕》首册（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雍正元年三月册）。

16. 雍正七年三月即有谕旨命地方刊刻广布上谕，“务使穷乡僻壤家喻户晓”。广西巡抚金𫟹于五月二十日接到九本上谕之后，立即让布政司照式刊刻印刷，分发到各道、府、州、县“广布宣传”。金𫟹在奏折中特别提到曾静案，咒骂曾静是恶兽。对颁下的上谕则表示“一时人民莫不仰瞻圣谕，皭然如日丽天中，行见一道同风，人人皆尊君亲上。”参见《广西巡抚金𫟹奏遵旨转发刊刻上谕折（雍正七年六月初四日）》，载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硃批奏折汇编》（第十五册），第471-472页。曾静在供词中曾说，乡间愚民“其所以不知圣天子之德意者，又由于宣传之未遍”，建议朝廷利用乡约广为宣布朝廷政令。参见《〈大义觉迷〉谈》，第202页。

17. 《雍正硃批谕旨》在雍正末年即已出版，到乾隆初有了我们目前看到的完整版。此书初次刊刻时有雍正十年三月初一日的御笔，雍正在御笔亲书中述说了自己是如何的勤政，“昼则延接廷臣，引见官弁，傍晚观览本章，灯下披阅奏折，每至二鼓三鼓不觉稍倦。”密折均自己一手亲批，“一字一句，皆出朕之心，且无一件假手他人，亦无一人赞襄于侧。”参见鄂尔泰等编《雍正硃批谕旨》（第一册），第1-2页。

18. 《大义觉迷录》中当然也有雍正大量的华夷辩论以及对吕留良及其门徒著述的批驳，但是最引人关注的还是关于他的那些流言以及他的“据实”辩驳。

19. 曾静回到湖南后的身份俨然编外官员，这显然出自雍正的授意，否则湖南大员是不敢擅自决定的。湖南地方官员给予曾静优厚的待遇，如给安家置产费，并给假回乡。雍正在硃批中还特别告诉赵弘恩等人，对曾静要“宽裕给予”。参见《湖南巡抚赵弘恩等奏酌量捐给曾静日用任其他往并应否将袁炽释放周楠递回折（雍正八年二月初四日）》，载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硃批奏折汇编》（第十七册），第870页。

20. 也因为这样，雍正特别看重曾静是否真的感化了，他曾就此事密询他最信任的大臣李卫。李卫见过曾静，他迎合了雍正的意思，称“臣覩其感激悚惶实出心悦诚服。”参见《浙江总督李卫奏缴硃批并陈曾静心悦诚服及委员赴闽会式成造船只事宜折（雍正八年三月初十日）》，载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硃批奏折汇编》（第十八册），第126页。

21. 朔望宣讲的谕旨未见，大约在雍正八年二、三月颁下（陕西总督岳钟琪在三月十九日接到谕旨并两本《大义觉迷录》，参见《〈大义觉迷〉谈》，第113页）；广东巡抚福泰奏称，颁到的《大义觉迷录》遵旨在各州县市镇、村庄每月朔望严行讲解，“使人人共晓，户户周知”。参见《屈大均诗文及雨花台衣冠冢案》，载上海书店出版社编《清代文字狱档》，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第129页。笔者曾查阅雍正九、十年间纂修的几种地方志，均有将《大义觉迷录》作为朔望宣讲内容的记载，如《雍正揭阳县志》《雍正凤翔县志》《雍正建平县志》《雍正岳阳县志》，《雍正建水州志》还提到该州学宫藏有四部《大义觉迷录》。

22. 卡尼曼（Daniel Kahneman）等人有个说法叫做“计划谬误”（planning fallacy），意思是由于人们过于自信，设想出完美的结果，但实际效果往往不如所愿。这与计划或理论所致的盲点（theory-induced blindness）有关。思维往往存在盲点，掌权者的权力思维也不例外，甚至更容易出现盲点，因为权力往往导致掌权者过度自信。而权力思维的盲点会导致传播的盲点，即只看到传播者自己预期的效果而忽视传播对象的收受情形，因此不能预料实际的传播结果。关于“计划谬误”和“理论所致的盲点”，可参考Kahneman, D. (2011). Thinking, fast and slow (pp.249-251, p287). Penguin Books.

23. 曾静从雍正元年就开始听到关于雍正的流言了，而在湖南传播流言的王澍早在雍正二年便于已去世。

24. 从笔者所见的资料来看，朝廷以发遣人犯经过的地方为线索，只查了从直隶、河南、湖北、湖南、广西这一地带的流言传播情况。

25. 雍正七年规定“直省州县大乡大村人居稠密之处，俱设立讲约之所……务使乡曲愚民，共知鼓舞向善。”《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39《礼部·风教·讲约一》，转引自董建辉：《明清乡约：理论演进与实践发展》，厦门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31页。清代的乡约制度到雍正时期已经比较完善，虽然实际执行过程中可能流于形式，参与人数也不一定很多。但是，考虑到雍正对曾静案的重视程度，地方上宣讲《大义觉迷录》应是认真执行的。如此，《大义觉迷录》的基层宣讲长达五年之久，客观上使得该书中所载曾静投书中提及的流言和雍正主动述及的宫廷秘闻遍及了帝国的每一个角落。

26. 《大义觉迷录》中雍正的自述是后世学者分析雍正夺嫡之谜的一个重要的资料来源。孟森先生说得很对，“世宗惟欲以宣传救事实，转蹈言多必失之弊。”参见孟森《清初三大疑案考实·清世宗入承大统考实》，载《明清史论著集刊》，中华书局，2006年，第388页。

27. 雍正曾在谕旨中明言，将来子孙不得追究诛戮曾静、张熙。参见《〈大义觉迷〉谈》，第247页。但是乾隆公开表示他不能宽恕曾静、张熙，继位两月即秘密逮捕两人，解京后即处死。乾隆的谕旨见《〈大义觉迷〉谈》，第129页。

28. 雍正十三年十月甲申（按，雍正死于当年八月，次年为乾隆元年），乾隆同意徐本所奏，并指示各省督抚将《大义觉迷录》汇缴至礼部。参见参见孟森《清初三大疑案考实·清世宗入承大统考实》，载《明清史论著集刊》，第4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