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我们举几位代表性学者的看法，如童兵认为，“新闻传播学是研究人类新闻传播现象、新闻传播事业及其规律的一门科学。这门应用性社会科学，可细分为理论、应用和历史三个分支”。参见童兵（2000）。《理论新闻传播学导论》（第4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又如陈力丹明确指出，“新闻学是应用学科，新闻理论不能做成哲学。”参阅陈力丹（2014）。树立全民“新闻素养”理念。载比尔•科瓦奇，汤姆•罗森斯蒂尔著，《真相：信息超载时代如何知道该相信什么》（陆佳怡，孙志刚译，刘海龙校）（第1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 杜骏飞在《新闻是人，新闻学是人学》一文中写道：“传媒技术已开始成为新闻业的统治力量：新闻衰亡而信息崛起；事实变异而后真相崛起；人在退缩而物在崛起；哲学理性沉沦而数字逻辑崛起。新闻学应保持批判精神，努力促进新闻价值观向人本主义的转向：‘成名的想象’应让位于‘信念的回归’，让新闻业回归知识分子行业；职业新闻应使新闻权力归于人，而不是归于数据和机器。从新闻传播的观念上说，新闻即人，新闻学即人学，新闻精神即人本精神，这是‘人本主义新闻学’的根本要义。”参见杜骏飞（2018）。新闻是人，新闻学是人学。《国际新闻界》，（2），22-29。

3. 科学主义研究的主流化，一方面是因为整个人文社会科学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学术自觉，即整个学术界越来越意识到经验研究、实证研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另一重要原因是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出生的学者，大都经过比较严格、规范的经验实证研究训练，加上一大批从西方大学学成归来的人，也比较熟悉经验实证研究的方法。这样造成一种局面，经验实证研究的论文越来越多。除了这两大方面之外，当然还有其他社会和学术方面的影响，比如与经验实证研究相比，人文主义的规范研究需要有更加深厚的学术积累，对研究领域的历史、现实与未来发展有更为全面、系统、深入的思考、认识和把握。

4. 实际上，一种新闻学的特殊性，往往并不表现在它有多少特殊概念、特殊问题，而是它对形式上普遍一致的概念、问题，会做出与特殊环境相适应的特殊界定或解释。比如，世界各国的新闻学，都会强调新闻真实性，但在不同新闻学中，对新闻真实性的解释是有所不同的。当代中国新闻学在解释新闻真实性的含义时，就特别重视具体真实与整体真实的统一性问题，而在西方新闻学中，并不特别关注这种统一问题，更关注的是具体真实性。正是通过这样的具体解释，显示出了不同的新闻真实观以及相应的新闻观。

5. 在一般意义上，所谓具有中国特征的自主知识体系，有这样几个基本特征：一是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二是立足中国经验，繁荣中国学术，发展中国理论，传播中国思想；三是鼓励主动思考，培养自觉行动；四是注重原创成果，倡导开拓创新。参阅谢伏瞻（2022年5月17日）。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人民日报》，A9。

6. 事实上，在19世纪通讯、交通，尤其是印刷技术的基础上，专业新闻业开始崛起，新闻学的诞生，就是与此紧密相关。新闻学是以报纸职业为导向，以报纸职业及其业务操作为研究和教学的主要内容，以伦理－规范为要旨的学科。参阅黄旦（2018）。新闻传播学科化历程：媒介史角度。《新闻与传播研究》，（10），60-81+127。

7. 史学界通常把1840年代以前的中国归属于古代，1840年代到“五四”运动之前归属于近代，从“五四”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划归于现代，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划归为当代，这是按照中国社会性质变化的一种历史时段划定。而相对社会演进的前现代性、现代性和后现代性而言，“五四”以来的中国社会整体性质上属于现代性社会（当然包含着前代性的因素，也出现了后代性的表现）。当代中国新闻学中的“当代”首先是在时间意义上对中国新闻学的限定，当代新闻学是整个现代中国新闻学的一个阶段，当代性是现代性的一部分或一个历史阶段的表现。

8. 20世纪20年代前后，以徐宝璜（1894-1930）、戈公振（1890-1935）、邵飘萍（1886-1926）等为代表的中国学者、报人，从理论、历史、实务三个领域分别发表了开创性的新闻学著述，标志着中国新闻学的诞生。徐宝璜的《新闻学》1919年出版，邵飘萍的《实际应用新闻学》1923年出版，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1927年出版。除了一批代表性著作的出版，1918年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的成立也是中国新闻学诞生的节点性事件，它的成立意味着中国早期新闻学学术共同体的诞生与形成。

9. 20世纪30年代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先后处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的中国新闻学，出现了各种主义偏向的新闻学，如中国共产党的党报新闻学（无产阶级新闻学、马克思主义新闻学），专业主义的新闻学，法西斯主义新闻学、人民新闻学等。这些不同主义的新闻学、新闻思想、新闻理论，有些展示出它们的时代风采、有些则展露出它们的时代丑陋面目。

10.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当代中国新闻学，以社会整体发展为参照，大致可以分为“前当代中国新闻学阶段”（改革开放之前的当代中国新闻学）和“后当代中国新闻学阶段”（改革开放之后的当代中国新闻学）。

11. 现代西方新闻观念的核心内容包括公共性理念与自由观念、职业化理念与市场观念，以及专业化理念与信息观念。参阅王阳，杨保军（2018）。西方现代新闻观念的理解框架与核心构成。《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6），37-45。

12. 关于当代中国新闻观念特征的系统分析与阐释，可参阅杨保军（2021）。论当代中国新闻观的基本特征。《编辑之友》，（7），5-12。

13. 现代性在本质上是一元的，而现代性本质之表现形式可以是多样的。就现代性的历史时间而言，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中国，都是指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由自然经济向市场经济的结构转型，这是一元的。这种一元性，实际上就是指“特定历史发展阶段（现代社会）”的一元性。然而就现代性的存在空间而言，西方的现代性与中国的现代性在表现和实现形式上却有所不同，这是多样的。参阅韩庆祥（2016）。现代性的本质、矛盾及其时空分析。《中国社会科学》，（4），9-14。

14. 中国式现代化，具有自身的鲜明特征、实质内容和世界意义，我国哲学家孙正聿认为，中国式现代化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而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功走出自己的现代化道路，创造了文明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是在“东方从属于西方”的世界格局中，以中国人民“站起来”的国家独立为首要前提的现代化；是在“改革开放”的创新实践中，以中国人民“富起来”“强起来”为现实基础的现代化；是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程中，以创建人类文明新形态为历史使命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推进社会全面进步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现代化新道路。参见孙正聿（2022）。从大历史观看中国式现代化。《哲学研究》，（1），5-11。

15. 关于不同理论性质、主义属性的新闻学关系，需要专门的研究。可参阅童兵（2002）。《比较新闻传播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徐耀魁（1998）。《西方新闻理论评析》。北京：新华出版社。弗雷德里克•S•西伯特，西奥多•彼得森，威尔伯•施拉姆（2008）。《传媒的四种理论》（戴鑫译，展江校）。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丹尼尔•C•哈林，保罗•曼奇尼（2012）。《比较媒介体制》（陈娟，展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杨保军，王阳。当前中国语境中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与“新闻专业观”。《山东社会科学》，（7），68-75。

16.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思想体系“包括从马克思开始的这一思想体系的所有内容，即关于信息传播、宣传、新闻、文化、传播政策，以及组织内部思想交流的论述，等等。”参见陈力丹（2006）。《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思想体系》（第5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7.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主要指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创始人，即主要指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在中国语境中的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都属于马克思主义（包括列宁主义）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化的产物。

18. 在教学中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课程与新闻学特别是新闻理论课程分开来是不科学的、不合理的，它反倒给人造成一种感觉甚或看法，似乎当代中国新闻学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新闻学是两个不同的东西，拥有两套不同的内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如果离开马克思主义的“新闻”观、新闻真实观、新闻价值观、新闻传播观、新闻事业（产业）观、新闻媒介（技术）观、新闻自由观、新闻道德观等这些基本内容，还能包括什么?而当代中国新闻理论同样是由这些基本内容构成的。

19.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主要观念包括：处于统领地位的或本体地位的党性观念，作为价值观念的人民中心观念，作为基础观念的新闻规律观念，作为方法观念的舆论引导观念。参阅杨保军（2017）。当前我国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核心观念及其基本关系。《新闻大学》，（4），18-25+40。

20. 所谓新的人类文明形态，主要是指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在创造“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相协调的文明形态。参阅秦宣（2022年5月27日）。中国式现代化是“五个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光明日报》，A11。

21. 关于当代中国新闻学的范式转换问题，尽管学界有不同的概括和说法，但基本根据都是源于新闻学研究对象的变化。参阅杨保军，李泓江（2020）。新闻学的范式转换：从职业性到社会性。《新闻与传播研究》，（8），5-25+126。

22. 对于一个学科来说，知识体系是学科知识的总体结构方式和表现方式。一方面，一定时期的知识体系或相对完整的知识构成，可以通过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来呈现。另一方面，知识体系的构建，要通过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建设去实现。

23. 这里所说的“新闻实践活动”是广义的，指多元主体（专业媒体、平台媒体、机构媒体、自媒体、自然人）的新闻生产传播活动，党和政府为主的新闻管理控制活动，所有社会主体的新闻消费运用活动，以及这些主要活动之间的关系。

24. 关于“后新闻业时代”的内涵，可参阅杨保军（2019）。《新闻理论教程》（第四版）（第26-28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5. 关于范式转换研究，可参阅刘海龙（2013）。中国新闻理论研究的范式危机。《南京社会科学》，（10），93-99。黄旦（2014）。整体转型：关于当前中国新闻传播学科建设的一点想法。《新闻大学》，（6），1-8。张涛甫（2014）。新闻传播理论的结构性贫困。《新闻记者》，（9），48-53。黄旦（2015）。重造新闻学——网络化关系的视角。《国际新闻界》，（1），75-88。吴飞，任溦溦（2018）。“否思”新闻学。《新闻与写作》，（1），16-23。张涛甫（2015）。新闻学理论创新：问题与突破。《新闻记者》，（12），14-19。刘鹏（2019）。用户新闻学：新传播格局下新闻学开启的另一扇门。《新闻与传播研究》，（2），5-18+126。常江，田浩（2021）。数字新闻学的理念再造与范式革新——基于在三个国家展开的研究。《东岳论丛》，（6），171-180+192。

26. 关于理论与实践的基本关系及理论的基本功能构成，参阅孙正聿（2009年11月24日）。理论及其与实践的辩证关系。《光明日报》，A11。

27. 比较著名的有《劳动周刊》、《向导》周报、《前锋》月刊、《中国青年》《热血日报》等。

28. 传统上，关于中国共产党的新闻思想、新闻理论，新闻界习惯的概念或表达方式是“党报思想、党报理论”，但在今天的环境中，由于整个媒体生态结构的变化，使用“党媒思想、党媒理论”更加符合实际，也更好理解。

29. 关于新闻规律的系统论述，可参阅杨保军（2019）。《新闻规律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