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脱域”（disembeding）这一概念由吉登斯提出，指的是社会关系从彼此互动的地域性关联中“脱离出来”，意在强调物质身体、物理空间在现代社会活动中重要性的降低。

2. “倒置溢出效应”又称“溢出效应”，这一理论认为，低层次满意度会对高层次满意度产生直接影响，如良好的生活条件、工作环境、或者对政府工作感到满意，均有利于促进个体整体的满意度，即体现为一种“溢出效应”。在中国语境下，人们的生活质量与党和政府的政策制定、行政工作等密切相关，生活满意度将直接影响其对政府、国家的信任与满意度，这也是溢出效应的一种体现，如刘伟等（2021）研究表明生活满意度有助于提升民众的基层人大选举参与倾向。

3. “跟上新闻”较早由挪威学者英基·哈根（Inge Hagen）提出，指的是斯堪的纳维亚人由“阅读乃义务”观念延伸而来，将看新闻视为一种社会责任与公民义务的理念。库尔德利也关注这一现象，他将其放在更大的背景下，认为跟上新闻是现代社会人们普遍存在的、持续性和习惯性地关注新闻的生活方式，它反映了媒介化社会中个体不断追赶信息、恐惧与世界失去联系的媒介和社会心理。详见：尼克·库尔德利（2012／2018）。《媒介、社会与世界：社会理论与数字媒介实践》（何道宽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第54页。

4. 例如边燕杰与张文宏的研究，强调了社会网络对个体社会资本存量、关系资源的积极影响，这无疑有助于提升个体的生活满意度。详见边燕杰（2004）和张文宏（2007）的研究。余慧、黄荣贵和桂勇，以及赵延东的研究，则关注社会网络对心理健康的影响，也都基本上得出积极的结论，详见余慧，黄荣贵和桂勇（2008）和赵延东（2008）的研究。以上研究为社会网络对生活满意度的积极影响奠定了理论与经验基础。

5. 关于如何评估不同生活方面在总体性指标中的权重，也存在两种方法：一种是通过专家的讨论，人为设定各个生活方面的权重，但这一方法存在随意性、主观性过强的问题；另一种是本文所采取的因子分析的方法，即从数据本身出发，将不同生活方面中相关性最强的部分提取为公因子，可以有效避免人为设定权重的随意性与主观性。关于这两种权重判定方式的讨论，详见詹天庠，陈义平（1997）的研究。

6. 数据显示，在本研究6021个个案中，87.4%的个体都没有参加公益类圈子，换句话说，仅有十分之一左右的样本加入了公益类圈子。

7. 问卷仅仅询问受访者是否参加某类圈子中的一种，如属于休闲情感类的同学群；但每一种圈子可以有若干同类属性的圈子，如同学群，可以包括中学同学群、大学同学群等。本文囿于数据限制，只能统计圈子的种类，而受访者实际参加的网络圈子数量肯定要多于本研究数据所能够显示的。

8. 体制内单位一般指产权属国家所有的单位组织，包括行政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体制外单位则指产权属私人或集体所有的组织，包括私营企业、外资企业或社会组织等，对于单位性质的划分，可参考国家统计局指标解释： http://www.stats.gov.cn/tjsj/tjbz/。

9. 根据2019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全国居民人居可支配收入（计算方式为家庭年总收入／家庭人口数）6440元及以下为低收入户，6441元至14360元为中间偏下户，14361元至23188元为中间收入户，23189元至36471元为中间偏上户，36472元至70639元为高收入户，本文将超过70639元的列为更高收入户，按照这一标准，本文对样本进行了划分。

10. 由于数据结果显示休闲情感类圈子在两个组别中，均不具备调节效应，即休闲情感类圈子在不同教育、收入水平的人群中，所具有的功能是一致的。因此下文不呈现休闲情感类圈子的交互项结果，而主要讨论业缘圈子的交互项结果。

11.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自2004年起，体制内员工的薪资水平一直高于全国薪资平均水平，且这一差距还在加大，2010年体制内单位员工的薪资高于平均水平两千多元，到了2018、2019年，高出平均薪资分别达到了7061元、8398元（国家统计局，2020）。其他研究也证实了体制内薪资水平的优势，例如基于1999-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研究发现，2000年之后国有企业薪资高于社会平均水平12.55%至141.59%（贺大兴，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