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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中国新媒体传播研究综述
付玉辉,中国传媒大学广播电视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中国联通集团综合部高级编辑,传播学博士。电子邮箱:fuyh@chinaunicom.cn。主要研究领域为新媒体传播、国际传播、网络文化、移动互联网传播和产业融合研究。
中国传媒大学广播电视研究中心,中国联通集团综合部
Review of Chinese New Media Communication Studies in 2014
FU Yuhui is contract research fellow of National Center for Radio and Television Studies,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 senior editor at China Unicom,and Ph.D of communication studies. Email:fuyh@chinaunicom.cn
National Center for Radio and Television Studies,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 China Unicom
2014年,随着中国4G产业的大规模启动,移动互联网社会化进程延伸到社会的各个领域,互联网思维备受关注,产业互联网发展得到特别重视,这些为中国新媒体发展提供了新的可能,中国新媒体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以微信、微博、新闻客户端等为代表的新兴传播形态得到更为强势的发展,中国新媒体传播研究也在对新媒体技术、应用、产业、管理等主题的追踪、建构、反思、批判中走过了新的一年。
一、技术与网络:从4G/5G移动通信技术到未来网络发展
这年,以4G为代表的新一代移动通信技术的普及和应用,将移动互联网推进到一个更为快速的时代,以超高速移动通信网络、超高清移动互联视频传播为特征的5G移动通信技术渐趋成熟。对于移动通信4G技术,研究者认为与3G相比,4G的产业链变化不大,产业格局并未出现革命性的变化。对于5G技术,尤肖虎等(2014认为,5G移动通信包括大规模天线阵列、基于滤波器组的多载波技术、全双工复用、超密集网络、自组织网络、软件定义网络及内容分发网络等关键技术。研究者判断,按照移动通信的发展规律,5G技术将在2020 年之后实现商用。对于互联网发展,研究者将目光转向了未来网络的发展,认为当前未来网络的主要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软件定义网络(SDN)、信息中心网络(ICN)、移动网络、云网络、可选网络、信息中心网络与软件定义网络的融合等方面。刘韵洁(201477)认为未来网络已成为网络技术发展的重要方向,未来网络架构的研究能够带动“未来网络的中国思维”,尽快在该领域进行战略布局,将有利于我国占领未来网络发展的制高点,最终从网络大国走向网络强国。对于大数据,邬贺铨(2014a)认为大数据不仅是一种资源,也是一种方法,可称为继实验科学、理论科学和计算科学之后的第四种科学研究模式。这一模式不仅用于科学研究,也将用于各行各业,并成为从复杂现象中透视本质的有用工具。喻国明(2014a)认为大数据研究,经历了从随机样本到总体的研究范式改变,其研究重点正在经历从理论向算法与规则的转换。作为一种新的技术手段和思维方式,大数据将成为数据社会新的社会技术基础,并主导未来的社会关系和新闻传播格局。此外,工业4.0和产业互联网等概念也因其所预示着未来智能产业发展的升级转型方向而受到研究者的高度关注,有观点认为从消费互联网向产业互联网的转变是革命性的,产业互联网将比工业4.0具有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二、终端与应用:从泛智能中枢到社会化微传播
这年,移动智能终端已成为信息传播产业的战略重心,继续巩固着其在新媒体传播中的核心地位,并沿着触控技术、人机交互等方向继续发展。在智能终端方面,黄伟(2014)认为以智能手机为中心的移动计算设备将逐渐走向统一集成,智能手机将逐渐成为驱动平板、桌面操作系统、高清电视、游戏设备及各类泛智能终端的中枢。研究者建议中国移动智能终端发展应加快研发自主操作系统,并推动采用自主操作系统终端的产业化推广。李进良(2014)建议中国应该走4G+3D的发展路线,以4G网络和云计算来满足3D信息的处理、存储与传输,从而推进中国的信息产业与信息消费发展。在新闻客户端方面,诸多新闻客户端应用的兴起为新媒体传播拓展了新的空间。这年,新闻客户端正成为中国各主要媒体发展新媒体的热门选项。陈昌凤(2014)认为新闻客户端呈现着信息聚合和信息挖掘的潮流,体现着新闻碎片化、集纳式、专业化的趋势。程惠芬(2014)认为传统媒体做客户端,核心竞争力主要在于内容,而新闻客户端本质上是一个信息资讯分发平台,而非内容生产平台。因此传统媒体必须摒弃“做媒体”的新闻人思路,向“做产品”的互联网思维转变。与此同时,研究者也认识到新闻客户端应用在移动互联网平台传播的局限性。对于新媒体微传播应用形态,唐绪军等(2014)认为作为一种更为直接的双向互动传播方式,微传播已引发了经济和政治领域的变革,并将改变中国的传播格局。对于新媒体传播平台,吕本富(2014)认为如果互联网平台的中立度越强,其生命力则越强,否则就会出现新兴者推翻现有的传播平台。由于互联网社会化传播平台是新媒体发展的基础平台,所以其研究极为重要,但当前其研究总体上仍显不足。
三、内容与业务:从大数据新闻到新闻业态重构
这年,数据新闻发展成为研究者所关注的核心主题之一。数据新闻是在大数据基础上所衍生的一种具有可视化特征的新闻报道模式,被看作是大数据传播改变新闻传播图景的一个重要表现。沈浩等(2014)对于与数据新闻相关的概念进行了辨析,认为数据新闻的产生与精确新闻学、计算机辅助报道具有继承和发展的关系,但同时社会环境、媒介环境和技术的发展也为数据新闻的产生创造了条件。金兼斌(2014)认为从PGC(媒体专业人士的内容生产)到UGC(用户生产内容)再到AGC(算法生成的内容),人类的新闻生产和消费方式正处于不可逆转的演变进程之中。对于数据新闻,研究者认为其也存在着误导传播者和受众的可能性。
这年,微博和微信等新媒体形态对于新闻传播的影响继续得到了研究者的关注。胡泳、周庆华(2014)认为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作为当下最主要的两大信息入口,其在新闻线索提供与热点信息搜索方面的价值早就被诸多媒体认可。在马航事件中,社交媒体,尤其是新浪微博,在议程设置上的作用更加凸显。李彪、陈璐瑶(2014)认为媒体微信的运营应该改目前的账号运营模式为平台运营模式,将微信作为媒介组织内部“云平台”的一个信息出口,在媒体组织内部搭建基于大数据支撑的云平台。概而言之,研究者认为虽然微博和微信的发展存在此消彼长的起伏,但是关于微博和微信等新媒体形态的研究目前有待于不断深化。另外,对于简单化采取微传播方式是否一定能拯救传统媒体的衰落,研究者对此仍持有不同看法。
在新媒体业务发展层面,喻国明(2014b)认为,从宏观上看,大数据将在生产信息提供者层面、媒体层面和用户层面对新闻业态产生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将对媒体的跨界融合带来影响,并可能在未来对新闻业态形成重构。大数据传播的影响正在超越技术模式层面而进入思维模式层面,并在新闻业态重构方面发挥着越来越大的影响力。
四、媒介与组织:从传统媒介平台到开放社会网络
这年,互联网思维的探讨继续从互联网产业领域向新媒体传播领域扩散。与此同时,该概念也成为国家传播政策所涉及的核心概念,并引发研究者密集讨论。胡占凡(2014)认为当前的媒体融合发展将必然是一场深层次的改革、一次系统化的创新,因此必须加强顶层设计,进行机制创新,推动系统性的整体变革。梁智勇(2014)认为,传统媒体须摆脱“内容为王”的路径依赖和思维定势,在移动互联网入口争夺战中有所作为,要从内容供应商向综合信息服务商、集成服务商拓展,利用资本化、市场化的手段,逐步占据移动互联网的全产业链。这年,对于新媒体传播本质特征的探讨仍在继续。喻国明、姚飞(2014)等认为,从整体来看作为传统媒体的新媒体项目,它的基本运作模式却并没有跳出传统媒介的基本逻辑。而互联网思维的逻辑恰恰是现在组织形式最基本的操作系统,它改造了整个传播的构造、传播的规则和传播的逻辑。彭兰(2014a)认为,新媒体的内容传播,是一种基于社交的内容传播,而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的本质差异,则是一种类似庙堂式和江湖式文化的文化性差异。对于中国网络媒体发展,陈力丹、史一棋(2014)认为,新媒体对传统媒体的冲击,最深刻的表现在媒体和用户的关系上。用户才是媒体最重要的资源,依靠用户生成内容,把用户的信息作为巨大的财富源泉,最终不是通过传统广告,而是通过为用户提供一系列服务产生的黏性获利。传统媒体的改革方向之一就是要实现更好的用户体验,让用户产生“沉浸”式的依赖感,媒体无处不在而又润物无声。未来“媒体”的概念需要重新定义,媒体形态可能是任何一种我们现在想象不到的形态。黄朝钦、钟瑛(2014)认为,社会化媒体的“关系网络”模式普遍应用正在逐渐挤压传统门户网站“媒体平台”模式的生存空间,传统门户网站应由“媒体平台”模式向“关系网络”模式进行转型。这些观点表明新技术环境下传统媒体和新媒体所面临的变革压力在与日俱增,媒体融合进程未必一帆风顺,而将面临种种新挑战。
五、舆论与影响:从主流舆论场变迁到开放式技术赋权
这年,研究者对于移动互联网时代社会化传播环境下舆情发展的复调性特征认识更为深刻。李彪、郑满宁(2014)认为随着研究的逐步深入和完善, 舆情研究将会形成自己的话语体系和理论体系,并在核心理论上不断突破,舆情研究将和與论学研究一样将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对于新媒体公共事件,方洁(2014)认为各种话语权力主体通过裹挟和规制使新媒介事件日益常规化、工具化,而新媒介事件的出现并未改变传统精英主导话语权的现实。在微博突发事件舆论方面,夏雨禾2014研究认为,应突破传统媒体语境下形成的以“规范思维”为主导的理念,运用“关系思维”来重新设计突发事件舆论引导机制的规划,以激励的手段引导特定主体借助多样化的“微博行动”来拓宽行动空间。对于互联网的社会影响,周葆华、吕舒宁(2014)的研究发现,当大学生与主流媒体意见以及与家长意见不一致时,他们非但没有出现“沉默的螺旋”,反而发生“反螺旋”——更积极地参与到网络意见表达之中。李良荣、张华(2014)认为近年来出现的新传播革命,其本质是开放环境下的“技术赋权”,即将宪法赋予公民的传播权利转变为传播权力。在社会变迁和技术变迁的双重逻辑推动下,一个多元群体、多元利益、多元表达的多元社会已经出现。这些利益群体,借助新媒体而形成网络社群这种新型的沟通形态。申琦等(2014)的研究则首次考察了手机移动互联网的使用对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发现手机网络交友对大学生生活满意度有正面影响。这些研究表明,当前人类信息传播的主体活动仍笼罩在互联网传播的框架之下,且该框架仍将保持持续性稳定,对于互联网传播框架的突破将有待于未来新技术的颠覆性变革。
六、战略与产业:从国家战略体系完善到产业融合重心转移
这年,新媒体发展成为诸多国家战略的交汇点。不管是网络强国、宽带中国、4G发展,还是网络安全、媒体融合、信息消费等等,都离不开新媒体传播的参与和支持。邬贺铨(2014b)认为网络宽带化、移动互联网、互联网智能化、应用社交化、传统行业互联网化等变革是2014年中国互联网再次腾飞的基础,创新仍是2014年互联网行业的主旋律。倪光南(2014)认为操作系统对于保障网络空间的安全至关重要,我国需要选准突破点,明确时间表,在产业联盟的推动下,实现国产智能终端操作系统的产业化。付玉辉(2014)认为2013-2014年,中国信息传播产业已进入战略层面的深度调整,自2014-2020年期间,中国信息传播产业将沿着从“旧革命性”到“新革命性”方向继续演进并实现新的跨越式发展。另外,关于三网融合新发展的研究却因其实践进展迟滞而显得较为零落。这年,媒体融合成为新媒体发展领域最为引人注目的关键词,诸多传统媒体已在新媒体发展方面进行了顶层设计,其战略重心已开始向媒体融合全面转移。杜飞进(2014)认为,传统主流媒体推进媒体融合发展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与新兴媒体融合后继续成为主流媒体,不断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付玉辉(20141014)认为在信息传播领域媒体融合现象历史逻辑和演进方向的探讨中,业务和产业层面的融合并不是融合的全部,制度层面、监管层面的融合将显得更为重要。李良荣、周宽玮(2014)认为应该集中精力探索互联网形态下新的表现形式。传统媒体可以借鉴美国深度数字化经验,抓紧时机调整转型。研究者对媒体融合所涉及的关键概念进行了辨析,认为媒体融合不等同于简单加法,而应进行实质性的有效融合。刘昶、陈文沁(2014)认为,较之带有较浓技术色彩的“媒介融合”,“媒体融合”这一概念则强调媒体之间在内容、渠道、平台、管理、组织以及新闻实践等的全方位聚合。总之,这年中国新媒体的发展战略和产业结构继续趋于清晰,开放创新的趋势愈加鲜明。
    七、体制与治理:从传播顶层设计到全球公域治理
这年,中国信息传播顶层设计方面的进展引起研究者的持续关注。陈力丹(2014)对习近平的宣传观和新闻观进行了系统研究,认为以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为特征的“现代传播体系”目标的提出为中国新闻传播业的发展提出了长远发展目标,而“遵循新闻传播规律和新兴媒体发展规律”则成为做好新闻和宣传工作的科学前提。2014年,由于新媒体传播和国家治理主题的之间的密切关联性,使得这年“互联网治理”依旧成为研究者关注的焦点。李良荣、方师师(2014a)认为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最有可能实现有效社会协商、在社会范围内形成对话机制的平台就是以互联网和新媒体为主要介质的媒介体系。以网络技术促进我国协商民主制度的建立健全,既是我国国家治理未来的趋势所在,也是传媒业改革与发展的方向。韩雪晴、王义桅(2014)则将互联网治理放在全球公域理论和全球治理的框架下进行分析,认为互联网等全球公域在全球信息化时代扮演重要角色,在不久的将来有可能提供更多全球治理的新机制,中国应适时提出自己的全球公域观,为全球治理贡献中华文明智慧。当前,中国的互联网治理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涉及互联网管理控制权的国际治理,二是互联网管理的多元主体协商共治,三是对互联网领域各种现象的监管和控制。其中,苗国厚(2014)认为注重网络社会治理模式、强调意识形态安全、注重多方治理将成为未来互联网治理的发展方向。虽然互联网治理已成为新媒体传播研究热点,但是由于研究者主要基于不同的概念内涵进行互联网治理研究,因此对于互联网治理的探讨尚未在学理层面形成广泛共识。
    八、理论与研究:从多元化研究到学术性自觉
这年,具有开放、多元、融合等特征的新媒体传播研究依旧是传播学研究的核心主题。随着新媒体传播实践的不断拓展,中国新媒体传播研究也逐渐具有了研究纵深。2014年,中国全功能接入互联网已有20年,研究者从历史维度对该主题进行了集中深入的探讨。李良荣、方师师(2014b)认为探索将互联网这一技术工具纳入到中国国家治理的框架之中,充分发挥其技术的特性破解结构性问题,助推新一轮改革进程,重构互联网时代国家社会关系,将是未来中国互联网与国家治理的关键任务与核心要点。彭兰(2014b)认为这20年,是中国网络媒体从弱到强、从边缘到主流的20年,也是网络媒体向网络社会扩展的过程,网络社会应成为分析新闻网站和传统媒体趋势的重要基础。在诸多新媒体传播研究中,创新之思不断涌现。在对于新技术创新扩散研究中,张明新、叶银娇(2014)将采纳过程中的“中辍”(discontinue)概念(亦称拒绝性采纳)拓展到“间歇性中辍”(intermittently discontinue),并发现当今多种传播新技术的扩散中,间歇性中辍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在网络传播权利研究中,郑文明(2014)认为中国应在未来的个人信息保护立法中引入数字遗忘权(right to be forgotten),将其作为一项独立的权利加以保护。在微传播知识沟研究中,韦路、王梦迪(2014)研究发现尽管微博平台上的知识生产体现出一定的包容性和平民性,传统强势群体依然是微博空间中的主力知识生产者,其对知识的生产也更主动、更理性,所产生的社会影响也更大。客观而论,虽然新媒体传播研究随着新媒体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但是时至2014年,中国新媒体传播研究理论创新的自觉性、独立性和批判性仍显不足,围绕政治话语和简单套用国外概念进行研究论述的现象极为普遍。基于此,李金铨所提出的传播学研究发展存在的学术发展内卷化(involution)现象、张涛甫所提出的当前中国新闻传播理论的“结构性贫困”现象、刘海龙提出的传播学研究应该超越中国与西方等一系列二元对立观念等观点,值得新媒体传播研究者警醒和思索。
2014年,中国进入了国家信息传播顶层设计及相关国家战略不断清晰完善、新一代信息传播技术持续演进发展、媒体融合产业不断发展壮大、移动新媒体社会化应用日益渗透的新时期。在此历史背景下,新媒体形态、大数据传播、互联网思维、产业互联网、媒体融合、互联网治理等日益成为中国新媒体传播研究的主流话语,中国新媒体传播研究在这年以多元研究方法从新媒体传播实践的多个层面进行了新的理论探索,为未来的新媒体传播研究奠定了新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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