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7期陈力丹

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传播观，以往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是以现在传播学的“传播”（communication）概念为锚点，“反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其实，他们使用的“交往”（Verkehr）概念，其内涵远大于传播学的核心概念“communication”。他们也经常使用“communication”概念，其内涵比我们所理解的“信息交流”要广泛。这里只涉及更重要的“交往”（Verkehr）概念。

1845年10月至1847年4月到5月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又译“德意志观念体系”），标志着唯物史观和共产主义理论的形成。他们通过哲学、经济学、社会学的批判和严密论证，创造性地采用生产、物质生产、生产力、交往、交往形式、生产关系、交往关系、世界市场、世界交往、普遍交往等概念，构建了他们所创立的唯物史观和共产主义理论。本来，“交往”和以“交往”为词根的一系列合成词和其他系列概念，应该成为他们阐述唯物史观和共产主义理论的核心概念群的组成部分。但在较长时期内，“交往”和以“交往”为词根的合成词没有成为我们熟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概念。

1980年，苏联心理学家加琳娜·米·安德列耶娃和法国学者伊夫·哈耶最早注意到马克思和恩格斯使用的“交往”概念。由于那时没有网络，国内不知道他们的论著。1982年11月中国第一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上，有研究者谈到《德意志意识形态》里马克思和恩格斯论及到“交往”（王怡红，胡翼青，2010：34），并在会后两周内为与会者提供了油印的资料性文章《从传闻女神到印刷所广场——马克思和恩格斯论传播》，那时是内部讨论，未有人考虑公开发表事宜；1993年才有专著以他们的“交往”论述为纲，展开关于他们传播思想的研究，但是以现在的“传播”（communication）概念反哺他们关于“交往”的思想。20—21世纪之交，我国开始批量出现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交往”思想的论文和著作，但不约而同地自我限制在哲学和经济学的范畴内，而忽略了他们研究“交往”的极为重要的社会学视角。

本文着重分析两个问题，第一，为什么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交往”的论述会被忽略和被曲解。第二，为什么“交往”应该是《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的核心概念之一。

一、为什么“交往”（Verkehr）长时期内被忽略和被曲解

这个问题与马克思主义文本文献研究的传统有关。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进行系统研究，始于1921年俄国共产党（布）马克思主义著作研究专家达维德·梁赞诺夫。他在列宁的支持下，着手编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一版（MEGA¹），这项工作影响到后来俄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和第二版的编辑传统。鉴于苏联在这方面研究的权威性，1956年起，中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直接依据最新的俄文第二版转译为中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注释直接译自俄文版。俄文版的注释无形中对中国的研究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很多地方至今对我们的研究是有益的，但也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指导”有误。本节逐层分析苏联《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编辑关于《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交往”概念的注释引发的系列问题。

（一）起点性的肇因：1955年俄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三卷关于“Verkehr”（交往）的编号注释

俄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三卷主要收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译文51万字），以及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不到2千字）和恩格斯的文章《“真正的社会主义者”》（3万字）。苏联的注释者没有认真阅读和理解《德意志意识形态》全文，可能出于指导读者学习的善意，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著出版并不很多、很全的情况下，在按逻辑编排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稿本第一次采用“交往”概念的地方加了一条编号注释，得出了现在看来明显不符合事实的结论，有意无意地否定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交往”概念在他们理论创造中的重大意义。该注释中译文如下：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Verkehr》（交往）这个术语的含义很广。它包括个人、社会团体、许多国家的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部著作中指出：物质交往——首先是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交往，乃是任何另一种交往的基础。“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用的这些术语：《Verkehrsform》《Verkehsuise》《Verkehrsverhältnisse》（“交往形式”、“交往方法”、“交往关系”）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当时所形成的生产关系的概念。（马克思，1960：697）

该注释将以“交往”（Verkehr）为词根的几个主要合成词，确认为“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当时所形成的生产关系的概念”，严重误导了此后研究《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方向。

2011年已有论文（赵家祥，2011）引用了这部著作中文版中11处“生产关系”（Produktionsverhältnisse）的概念，反驳了把以“交往”为词根的词说成“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当时所形成的生产关系的概念”的定论。我们逐一查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二版（MEGA2）第Ⅰ部分第五卷收入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原著文字，“生产关系”共有18处，并与中译文做了对照分析。该文作者统计的第6处对原文理解有误，除此以外的论证已经比较详尽，这里不再赘述。

这条俄文版注释无视《德意志意识形态》已经采用了这么多的“生产关系”概念，其行文给人造成“生产关系”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后来使用的概念而“交往形式”“交往方法”“交往关系”等，似乎仅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早期使用的概念的错误印象。鉴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任何内容（包括注释）至少在中国，对研究者来说是不可撼动的权威，因而“交往”的研究被忽视是自然的结果。

（二）中文版《德意志意识形态》1960年首次出版至今，65年来关于“交往”的注释基本全盘接受俄文版的注释，持续误导了此后中国研究该著的方向

中国在2000年前后批量出现了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交往”概念的文章和书籍，虽然注意到“交往”概念的意义，但几乎所有论著都顺着这个注释给出的方向，来证明当时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交往形式、交往关系等等就是生产关系。这甚至影响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同时期和以后他们在论著中对“交往”和以“交往”为词根的合成词的翻译。从《共产党宣言》到《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和《资本论》，再到《反杜林论》，不少原著文字使用“交往”（Verkehr）概念、原词是“交往关系”的地方，大多数被译为“交换”和“交换关系”，“交往”和以“交往”为词根的合成词被遮蔽。

1995年中国编译者对“交往”的编号注释文字做了些微改动，此后所有《德意志意识形态》的选本中关于“交往”的注释行文均相同（马克思，2018：129-130）。主要改动有两点，一是将最后一句“就是这个时期他们关于生产关系的概念”，改为比较缓和的“表达了这个时期他们关于生产关系的概念”，仍然是原意；二是在原俄文注释列举的三个“交往”合成词后面，加了一个“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反而造成语义的同义反复和逻辑的莫名其妙：“……‘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这些术语，表达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个时期形成的生产关系概念。”

“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Produktions- & Verkehrsverhältnisse或Verhältnisse der Produktion & des Verkehrs）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并列出现4处（Marx，Engels，2017：101、268、441、444），如果这两个“关系”是一回事，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何执意将其并列？这样的改动，无视近年来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文献研究提供的丰富新资料，无形中继续阻碍了关于“交往”研究的深化。

（三）1972年以来《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文版的选集、文集和单行本只收录或主要收录第一卷第一章，无意中造成一种研究的偏差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译文51万字（单行本版权页标识），内容非常丰富。1972年以来的各种节选本，大都只收录该书第一卷第一章（“费尔巴哈”，4万多字），本意是普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应该肯定。但是，这样的选本无意中造成一种研究的偏差，即关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研究，绝大多数作者实际上研究的只是该著的第一卷第一章，引文也基本来自这一章，而马克思和恩格斯“交往”概念的使用，有四分之三分布于全书的其他部分。这个“全书的其他部分”达40多万字，至今绝大部分的译文还是65年前根据俄译文转译的，即使研究，也会由于译文的不够准确而影响研究质量。

其实，“费尔巴哈”章的大部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原第一卷第三章“圣麦克斯”里截取、移到费尔巴哈章的。“圣麦克斯”章关于“交往”有大量论述，也就是说，长期以来的节选在相当程度上扭曲了马恩二人的写作原意。

（四）俄文版注释把“Verkehr”限定在物质生产、生产力、生产关系的领域，无形中引导研究者仅落脚于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范围，社会学视角被遮蔽

由于这个注释一开始就把“Verkehr”限定在物质生产、生产力、生产关系的领域，20—21世纪之交中国开始批量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交往”思想时，基本自我局限在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范围内，甚至新闻传播学科关于马克思交往思想的博士论文，沿袭的都是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视角，忽略了马克思所说的人“天生是社会动物”（马克思，2009a：379），交往贯穿于具有生命的人的所有活动这一基本事实。

这个注释写道：“物质交往——首先是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交往，乃是任何另一种交往的基础。”最后一句话，现在重译为“是任何其他交往的基础”，意思是一样的，但字面上给人的冲击更强烈。这是苏联编译者把历史唯物主义机械理解为简单的“物质决定精神”造成的推演谬误。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是两种不同类型的交往，不存在哪个决定哪个的问题，它们都归根到底受到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其他因素的制约。物是无生命的，所有物质交往背后，归根到底是人的交往，交往的主体始终是人。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现存资本主义社会的物质交往，是人的社会交往的异化。

交往是流经人类全部历史的水流。马克思说：“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社会联系”（马克思，1979：24）。没有人与人的相互交往，人的所有活动都无法进行。在人类世代的繁衍与社会结构的变迁中，交往须臾不可或缺，物质生产、生产力、生产关系并非涵盖人的活动的全部。人为了生活而生产，但除了生产活动外，还有越来越丰富的与物质生产无直接关联的其他活动。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论及到“劳动向自主活动的转化，同过去受制约的交往在向个人本身的交往的转化”（马克思，2009b：582）（die Verwandlung der Arbeit in Selbstbethätigung & die Verwandlung des bisherigen bedingten Verkehrs in den Verkehr der Individuen als solcher）（Marx, Engels，2017：113-114）。

二、为什么“交往”（Verkehr）是《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核心概念之一

对大多数人来说，知悉马克思主义不是从直接阅读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著开始，而是通过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普及读物，这些读物又主要依据当年《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四章第二节（中译文1.9万字）关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几个基本观点展开的。不多的几个核心词汇，加上诸如“一切以条件、地点和时间为转移”“社会存在怎样，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怎样，社会思想、理论、政治观点和政治设施也就怎样”等正确而简单化的说法，构成了头脑里固化的“马克思主义”图景。而认真埋头阅读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著时就会发现，他们使用的核心概念远比这个“教程”提及的多得多；论证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远比如此机械的表达要科学，且前提和限制条件很多；涉及的学科领域颇为广泛，不仅是哲学、经济学。马克思和恩格斯从社会学角度对人的本性和人类社会的研究被忽略了。

《德意志意识形态》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唯物史观和共产主义理论的里程碑式的著作，其核心概念至少应该覆盖哲学、经济学和社会学，而贯穿三者的是“交往”，“交往”恰是他们将各学科领域的视角连接起来的桥梁。没有人与人的交往，人的一切活动都无法进行。而《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四章第二节写作和出版时，作者们知道存在这部著作但没有实际看到，他们引证的主要是恩格斯的哲学著作、列宁的哲学笔记和马克思的《资本论》，没有一处提到马克思和恩格斯论证的“交往”概念，证据是该书的引文来源是1928年俄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和1933年俄文《马克思恩格斯选集》，这两个版本均没有收入《德意志意识形态》。依据这本“简明教程”而展开的马克思主义普及教育，自然不会吸纳这一里程碑式著作的研究成果。当时几乎无人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论证过“交往”，因为我们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普及读物里完全没有这个概念。

1955年俄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出版时，编译者接受的仍然是《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所普及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即便读到新出版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也会自觉不自觉地沿用已有的认识来框定陌生概念。

为了证明“交往”和以“交往”为词根的合成词是《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核心概念之一，首先要考察这部著作中“交往”概念的分布和使用，还应该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写作这部著作之前和同时期的其他著作中这个概念的分布和使用。不过，这仅可以证明这个概念在这段时期内是他们使用的核心概念之一。如果“交往”是该著的核心概念之一，那么对这一概念的使用应该延续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后来的全部论著中，因为《德意志意识形态》是唯物史观和共产主义理论的起点，这一著作中的核心概念之一应当也属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概念之一。因此，本文进一步考察了1848年以后直至他们逝世时的全部论著中“交往”的分布和使用。

基本概念的考察还需要关注该词汇存在和发展的时代背景。本文查阅了1800—1847年《德意志意识形态》写作之前和写作之时40多年里“交往”概念在德语世界的分布和使用，以及整个19世纪这个概念的使用情况，得以证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概念的选择和使用方面具有敏锐的时代前瞻性。

以上考察涉及的范围大，时间跨度长、学科归属复杂，需要多篇论文逐一深化研究，本文仅从较为宏观的角度，笼统地或以案例形式对“交往”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重要地位，以及后来的延伸论证加以论证。

（一）“交往”和以“交往”为词根的合成词、复合连词遍布《德意志意识形态》全书

我们以MEGA2Ⅰ-5为基准，将《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Verkehr一词（其中作为动词的该词其含义与名词有时大相径庭的，均一一剔除），并逐一核查对应的中译文（《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优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次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再次之）后发现，“交往”及以该词为词根的合成词、复合连词共出现168处。我们就此做成三纵栏并列的表格，即原著文字及出处、最新中译文及出处、分析与讨论。这项工作由本文第一作者与三位德语专业八级的博士生，四人分工负责，历经两年完成。目前积累了大小45个文件，总计108.7万字符。有了扎实的材料，才能分析出比较可靠的结论。以往的研究文章，均没有认真统计过“交往”的出现频率，发布的数字远低于此，而一定的出现频率及分布，是衡量一个概念在一部巨著中是否是核心概念的重要标志之一。

我们还发现，独立使用名词Verkehr或动名词Verkehren的，全书共有106处（中译文高于这个数字，因为有些原文是代词）。其中有少量以第二格形式出现、相当于合成词的，例如Form des Verkehrs（交往形式），与合成词Verkehrsform意思完全相同，只是德文的表现形式不同。除去这类情况，以Verkehr本身含义单独使用的情况共计94处。如此高的使用频率，从中得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交往”基本内涵的认识，需要下功夫，但不会很难。

根据马克思自己说的，他和恩格斯是在“最广泛的意义”（马克思，2004：441）上使用“Verkehr”概念的。我们将德国最大的德语语料库，即柏林-勃兰登堡科学院的德语电子辞典（Digitale Wörterbuch der deutschen Sprache，DWDS）关于“Verkehr”的词义，整理为以下五点：a.人与人的接触、交际、联系和互动。b.男女情爱和性交。c.数据、信号、信息、消息等的传递、转移。d.物物交换，商品、服务的交换和各类收支手段的流通。e.人员、货物在预定路线上的移动、运输；或运输中的车辆、人员、货物的总和。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Verkehr”概念，涵盖了DWDS关于这个词释义的全部内涵。不仅如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宏观上用这个概念纵向概括了人类各个发展阶段全部社会关系的实践、横向囊括了人类现实全部社会关系的实践。这是一个具有多维内涵的概念，涵盖人类历史上所有人和人之间的所有联系；涵盖那时资本流通中所有参与者之间社会的和心理的互动；涵盖那时社会交往的所有物质的和精神的手段，铁路、轮船、电报、报刊、邮政、股票交易所、语言文字、宗教、人民集会、大工业城市本身等等。他们论证的“交往”，涵盖现在“传播学”指涉的信息流通，同时与人们的生活、生产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考虑，将人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人本身的生产作为不可分割的整体加以分析。他们关于“交往”的论述，为当代传播学研究提供了深具启发性的理论资源。

另外，这部著作中以Verkehr为词根的合成词有62处。其中出现频率最高的是“交往形式”（Verkehrsform），共29处，若包括2处“Form des Verkehrs”，共31处。这绝不是他们随便使用的概念，而是有独特内涵的。

其次是“世界交往”（Weltverkehr），出现频率为11处，还有一处“国际交往”（internationaler Verkehr），鲜明地反映了19世纪的时代特征。“普遍交往”（universeller Verkehr）出现3处。世界交往、普遍交往，从世界交往发展到普遍交往，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理论的一组基本概念。

处于第三位的是“交往关系”（Verkehrsverhältnis）9处，还有1处用词不同的“交往关系”（Verkehrsbebeziehung）。Verhältnis和Beziehung意思基本是一样的。

“交往方式”（Verkehrsweise）5处，均与生产方式一起连用，即Produktions & Verkehrsweise。

“交往条件”（Verkehrsbedingung）4处，均与“生产条件”一起连用，即Produktions- & Verkehrsbedingungen，均为复数。

还有“社会交往的异化形式”（entfremdete Form des geselligen Verkehrs，出现于1844年《穆勒笔记》）1。虽然《德意志意识形态》里没有直接将“交往”与“异化”两个词连接在一起，但可以看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部著作中多次对交往异化的揭示和论证，观点鲜明。

还有偏正结构的“物质交往”（materieller Verkehr）和“精神交往”（geistiger Verkehr）；“内部交往”和“外部交往”（innerer & äußerer Verkehrs）等等概念。

马克思和恩格斯频繁使用“交往”的概念，基本涵盖了它的全部含义。他们还通过单独使用、与形容词定语搭配、采用第二格定义、创造合成词和复合连词，赋予“交往”更多的新含义，赋予唯物史观理论论证中必要的社会学成分，因而“交往”和交往系列的合成词，应该是唯物史观的核心概念之一。

（二）《德意志意识形态》写作之时和之前德语区历史文献中较为丰富的Verkehr，对马克思和恩格斯产生了影响

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是凭空想象而使用“Verkehr”这个概念的。他们之前的德语使用者已经在很多论著和社会生活中使用这个概念，例如黑格尔和谢林的哲学著作、歌德的文学著作、萨维尼的法学著作等。特别要提及的是他们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主要批判对象之一施蒂纳的《唯一者及其所有物》。这本书有32处采用了Verkehr（因为代词缘故，中译文“交往”42处）的概念，阐释他的无政府主义和人性论背景的唯心主义观点，马克思和恩格斯多次摘引他含有这个概念的论点，赋予这个概念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背景，从而丰富了社会学层面唯物史观的内涵。而施蒂纳的老师，德国神学家、语文学家和阐释学的先驱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Daniel Ernst Schleiermacher，1768-1834）的著作《诠释学和批评》，也采用了较多的Verkehr概念。

根据DWDS“历史语料库”提供的只少不多的统计，15—16世纪德语世界Verkehr仅出现44次，均在应用类文献中。17世纪出现53处，18世纪开始明显上升到383处。例如1758年出版的贾斯蒂（Johann Heinrich Gottlob von Justi）的《制造业与工厂全集》第1卷里的话：“内部交往（inländischer Verkehr）可以毫无障碍地使用铜、锡和其他硬币进行”（Justi，1758）。1764年出版的温克尔曼（Johann Joachim Winckelmann）的《古代艺术史》第1卷里的话：“波斯人此前可能与腓尼基人基本没有交往（wenig Verkehr haben）”（Winckelmann，1764）。

19世纪，从1800年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基本完成《德意志意识形态》时的1847年，DWDS收录的德语文献中这个概念的采用比上一个百年增加了15倍多，达到5594处，报纸上出现这个概念也始于19世纪。这说明“交往”（Verkehr）从这个时候开始普及到德语社会。黑格尔、歌德、施莱尔马赫、萨维尼、瓦格纳、谢林、亚历山大·洪堡等人的著作里，都使用了这个概念。例如1803年谢林在《学术研究方法讲座》里提及“人类和平交往”（Menschheit zum ruhigen Verkehr）（Schelling，1803）、1814年萨维尼在《论立法和法理学的现代使命》里有一句话：“语言作为一种最有效的手段，能够让一个人的精神传递给另一个人，但它同时也以多种方式阻碍和限制了这种精神交往”（Die Sprache nämlich, die das wirksamste Mittel ist, wodurch Ein Geist zum andern kommen kann, hemmt und beschrankt auch diesen geistigen Verkehr vielfaltig）。（Savigny，1814：159）

19世纪上半叶，Verkehr的采用率处于急遽上升时期，呈现出很强的生命力，成为德语世界表达人与人联系的核心概念；马克思和恩格斯与时俱进，准确而大量使用这个概念，显示出他们在使用词汇方面的前瞻性。如果从1800年统计到1900年，DWDS中Verkehr的使用数据是68229处，这一数字是百年内上半叶的11倍多。使用场景涵盖几乎所有学术领域，经济、政治、文化、哲学、逻辑学、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历史学、地理学、植物学、艺术学、诗学等学科都在使用这个概念。

（三）写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自己的论著中已经较多地使用“交往”（Verkehr）概念，论证了各类社会交往的现象，为他们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写作中大量使用这个概念论证唯物史观奠定了思想基础

我们将MEGA2收录的1844年以前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书信和笔记中的Verkehr，一一对照中译文，没有中译文的自行翻译或做记录。这段时间内他们共采用Verkehr概念62处，其中著作59处，书信3处；另外，笔记中摘录或采用Verkehr概念16处。

马克思实际主持《莱茵报》编务时期，在1842年11月的一篇与《科隆日报》论战的小文章（中译文仅1000多字）里，接连三处采用了Verkehr这个概念：“实际交往的老套子”（Routine des praktischen Verkehrs）、“实际生活和交往”（praktisches Leben und der Verkehr）、“市民交往和实际生活”（bürgerlicher Verkehr und das praktische Leben）2。显然，实际生活和市民交往是相关联的两个范畴，市民交往是社会活动。他对这个概念的运用准确而实际。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1844年初在《穆勒笔记》里提及“社会交往的异化形式”，这为他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里论证交往异化做了思想认识上的理论铺垫。

恩格斯不到20岁的时候就已经用“日益繁忙的交往”（zunehmender Verkehr）概括汉撒同盟与美洲的密切联系。根据前后文，目前译为“日益繁忙的交通”3明显不准确。1842年恩格斯与谢林论战时使用了“相互交往”（gegenseitiger Verkehr）4的概念。他在1844年著名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里创造性地以“交往”为词根的合成词“商业交往”（Handelsverkehr）（Marx, Engels，1985：467）、交往阻碍（Verkehrshemmungen）（Marx, Engels，1985：471）来讨论经济现象，目前被译为“通商”“商业关系的束缚”（马克思，2009b：56、58）。同年他在《英国状况十八世纪》里揭示了资本主义下的交往异化：“个人的或国家的一切交往，都被溶化在商业交往中”（马克思，2009b：105）（aller persönliche und nationale Verkehr löste sich in Handelsverkehr auf）（Marx, Engels，1985：554）。

恩格斯1844年曾10次采用“性的交往”（Geschlechtsverkehr或Verkehr der Geschlechter或geschlechtlicher Verkehr，中译文五花八门，就是没用“交往”一词）5的概念，揭示英国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工人性交往的混乱与悲惨。马克思在《1844年手稿》里也用较长的篇幅揭露工人的非人生活，“工人只有运用自己的动物机能——吃、喝、生殖……才觉得自己在自由活动”。他认为工人必须摆脱资本的压迫，“两个人的交媾即人的类行为生产了你这个人。这样，你看到，人的肉体的存在也要归功于人……你还应该紧紧盯住这个无限过程中那个通过感觉直观的循环运动，由于这个运动，人通过生儿育女使自身重复出现，因而人始终是主体。”（马克思，2009a：195-196）“交往”的内涵之一是男女的性交往，这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论述“生命的生产”体现的双重关系，以及“生活的生产方式以及与此相联系的交往形式”（马克思，2009b：532、535），提供了词义和进一步论证的准备。

（四） 1845—1847年写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之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其他论著里采用的“交往”（Verkehr）概念

在这3年内，他们写作或发表的论著中采用“交往”的概念32处，书信2处。另外，马克思的曼彻斯特笔记中有28处“交往”概念（其中3处为恩格斯的笔记），居利希笔记中则有1050处“交往”概念。

1845—1847年《德意志意识形态》以外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论著的中译文，目前主要集中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4卷（1958年版）。可能受到苏联编译者注释的影响，原著中的“Verkehr”（交往）没有一处被译为“交往”。例如马克思《哲学的贫困》（原文法文，后来恩格斯校订出版德文版）里的“交换中的交往”（Tauschverkehr）只被直接译为“交换”。该著第一章第三节里一段中译文，6行字里含有的4个Verkehr（法文commerce）均被译为“贸易”，包括“交往规律”（Gesetze des Verkehrs）被译为“贸易规律”6。恩格斯1846年底批评“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文学时谈到“社会交往的独立性”（Unabhängigkeit im geselligen Verkehr），被译为“日常生活中的独立性”。7

不过我们也发现突出“交往”的一个有趣的例子，表明这个词语的含义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过部分编译者的关注。1979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里马克思的文章《珀歇论自杀》，第二处中译文中涉及到“交往”时，行文这样显现：“欧文和傅里叶对当前交往［Verkehr］的批判性论述”。（马克思，1979：300）而原文“lebendiger Verkehr”（Marx, Engels，1977：670）并没有特别的标识，不清楚第42卷的编译者为什么添加这个方括号凸显“Verkehr”。

如果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是很久以前的译文，那么我们看看最新翻译的恩格斯1847年10月与卡尔·海因岑的论战文章，其中有两处“生产方式和交往方式”（Produktions-und Verkehrsweise）（Marx，Engels，1977：314）和一处“生产力和交往手段”（Produktionskräfte und Verkehrsmittel）（Marx，Engels，1977：322），分别被译为“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生产力和交换手段”（马克思，2009b：663、672）；再看翻译了不知多少遍的《共产党宣言》（写于1847年12月至1848年1月）的最新译文，原著有1处“生产方式和交往方式”（Produktions-und Verkehrsweise）被译为“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5处“生产手段和交往手段”（Produktions-und Verkehrsmittel），均被译为“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1处“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Produktions-und Verkehrsverhältnisse），被译为“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8。

这样一来，马克思和恩格斯刚才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里大量用来阐释唯物史观的一个核心概念“交往”，运用到同时期的重要文章和小册子里的时候，中译文几乎将其全部淹没！

MEGA2第Ⅳ部分第4卷（1998年版）和第5卷（2015年版）收录了马克思及恩格斯的9本曼彻斯特笔记（从1845年7—8月接续到1850年，我们的统计截止到1847年12月）里，其中马克思记录下25处，恩格斯记录下3处“交往”（Verkehr）。MEGA2第Ⅳ部分第6卷（1983年版）的前938页，全部是马克思摘录于德国国民经济学家和企业家居利希（Ludwig Gustav von Gülich，1791—1847）陆续出版于1830—1845年的五卷本《关于当代主要商业国家的商业、工业和农业的历史叙述》的笔记，记下了其中多达1050处Verkehr概念。马克思摘录的时间是1846年9月至1847年12月，正是他写作《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后期，接续到起草《共产党宣言》。他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研究成果，自然会显现在他们同时期发表的其他论著里，特别是《共产党宣言》。目前中国只有很少的几篇关于曼彻斯特笔记和居利希笔记的研究文章，均没有涉及“交往”概念。从马克思摘记下如此多的Verkehr来看，如果说这个概念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影响，这是不可能的。

我们仅看一下马克思居利希笔记中含有Verkehr的4个小标题：“德意志”之下的小标题：博览会交往（Messeverkehr）（Marx，Engels，1983：236）；“英国和爱尔兰”之下的小标题：1925年的交往繁荣（Aufschwung des Verkehrs 1825），其中还使用了外部交往（auswärtiger Verkehr）和内部交往（innerer Verkehr）的概念（Marx，Engels，1983：483）；“英属非洲”之下的小标题：亚丁，与马达加斯加和非洲东海岸的交往（Aden, der Verkehr mit Madagaskar und der afrikanischen Ostküste）（Marx，Engels，1983：585）；“外部商业”之下的小标题：与墨西哥、中美洲和南美洲的交往（Verkehr mit Mexiko，Mittel-und Südamerika）（Marx，Engels，1983：671）。这是18—19世纪世界交往的一幅图景，这里并非仅指商业往来，“交往”这个概念的所指相当宽泛，包括一切由商业和战争带来的所有新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方面的联系和往来。

（五）1848年以后直至马克思和恩格斯逝世，他们的论著中依然广泛采用“交往”的概念来论证基本理论

1955年俄文《全集》第二版第3卷关于“交往”的注释给人造成一种不准确的认知，即马克思和恩格斯后来似乎不再使用“交往”概念，而是有了新的科学概念。其实“交往”和一批以“交往”为词根的合成词，始终是他们论证基本理论的核心概念之一。

1848年以后，马克思主编的《新莱茵报》将《共产党宣言》的基本理论和策略第一次付诸革命实践。根据DWDS的统计，出版不到一年的《新莱茵报》采用“Verkehr”223处，这仅指单独采用这个名词，采用Verkehr概念合成词的尚未列入统计。例如1848年6月8日第8号报纸上就有2处“交往”和2处“交往”的合成词。来自马克思家乡特里尔消息的第一句采用了“世界交往”的概念：“我们这座与世界交往几乎隔绝的沉闷城市”（unsere öde und von dem Weltverkehr so ziemlich abgeschlossene Stadt）；来自巴黎的消息里采用了“业务交往”的概念：“没有信任就没有业务交往”（kein Geschäftsverkehr ohne Vertrauen）。

1848年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著，我们以MEGA2为依据（少量没有出版的卷，以MEW，即德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相关卷替代），将原著中的“Verkehr”一一对照中译文（少量没有译文的自译），确认他们共采用“交往”（Verkehr）概念多达512处，其中《资本论》及其手稿131处，其他著作242处，书信139处。另外还有笔记摘录25处。“交往”依然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论著中涉及基本理论时的核心概念之一。

最明显的一处是马克思1857年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其笔记本第二封面马克思写了4个标题，反映出《导言》的整体逻辑，其中第四个标题是：“生产资料（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Productionsverhältnisse und Verkehrsverhältnisse）等等。”（图1）在《导言》第4部分大标题“生产”之下，他开列了4个准备论证的小标题，有两个使用了“交往”词根：“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和“国家形式和意识形式同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的关系”（Staats-und Bewußtseinsformen im Verhältniß zu den Productions-und Verkehrsverhältnissen）9。此前10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里4次并用“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10年后马克思再次使用这个词组作为标题准备进一步论证。而中国马恩著作的编译者却从1995年起，“丰富”1955年俄文版关于《德意志意识形态》里“Verkehr”一词的注释，写出“……‘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这些术语，表达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个时期形成的生产关系概念”这样的话。那么，如何解释马克思于10年后，在颇为重要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里三次使用“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作为标题，且加以论证的？

随后《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采用了较多的“交往”（Verkehr）概念，关于这个问题，已有《国际新闻界》2024年发表的论文《〈资本论〉及其手稿的基本概念“Kommunikation”“Verkehr”的翻译与马克思的传播观》，不再赘述。

这里特别提及一下没有统计在内的，1853年马克思发表的英文文章《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英文原文中的“普遍交往”（universal intercourse）对应德文，即“universeller Verkehr”；英文中的“交往工具”（手段）（means of that intercourse）对应德文，即“Verkehrsmittel”。马克思在这篇文章的最后写道：“资产阶级历史时期负有为新世界创造物质基础的使命：一方面要造成以全人类互相依赖为基础的普遍交往，以及进行这种交往的工具，另一方面要发展人的生产力，把物质生产变成对自然力的科学统治。”（马克思，1998：251）这是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理论的又一次精辟论述。他完全没有放弃“交往”这一重要的理论概念，并进一步清晰地表达了实现共产主义的条件，但考虑到发表于美国资产阶级报纸，采用“新世界”替代“共产主义社会”。他对由资产阶级创造的未来新世界的物质基础，提出了并列的两方面使命，第一是“全人类互相依赖为基础的普遍交往”以及交往的手段，第二是发展“人的生产力”，注意，生产力是人的，不是其他，要求“把物质生产变成对自然力的科学统治”。前者，延展了他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里关于“交往”的一系列论述，把人类无异化的交往视为新世界的重要标志；后者，突出了人在物质生产中的主体地位，这对目前至少在新闻传播学科流通的“具有自主意识的人工智能生命体”“AI作为传播主体”“突破人类中心主义”等观点是一次提醒：理论前提一旦错误，一切皆错。

马克思书信里多处采用Verkehr概念，这里只列举一个特别的例子。1868年3月25日下午，马克思给恩格斯写信，谈到他刚看的历史学家毛勒的书，谈到早期日耳曼人按血族集体定居，由此又谈到现在德文和北欧文中的“一般”即原始时期“公有地”的意思、“特殊”即原始时期“私有财产”的意思。写到这里，他冒出一句话：真糟糕，原来逻辑范畴从“我们的交往”中产生。10马克思这里引用的“我们的交往”（unserer Verkehr），不就是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那本书第二部分第二章第二节的标题“我的交往”（mein Verkehr）（Stirner，1892：121）的句子类型吗？只不过这里将“我的”改为“我们的”，即他和恩格斯的。马克思将“我们的交往”加了引号，说明这是他改造的别人的话，这是谁的话，恩格斯看了肯定心领神会。马克思这里讨论的基本观点，恰就是他和恩格斯20多年前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里批判施蒂纳时关于语言发展与交往关系的论证。他们将施蒂纳采用“交往”概念时的唯心主义观点，改造为唯物主义的观点。他们对“交往”概念如此记忆犹新，这显然不仅是他们的早期概念。

再看恩格斯逝世前10个月，即1894年10月，他编辑的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出版，他在序言里采用了“交往”的合成词“党的交往”（Parteiverkehr），并做了内涵的解释：“这种党的交往，在冬季主要靠通信，在夏季大部分是靠面谈。”11；同年他写的小册子《论原始基督教的历史》，论述了当时已经发展起来的交往手段（Verkehrsmittel）如何有利于工人运动。“交往”依然是恩格斯经常采用的基本概念。

这段论述交往手段如何有利于工人运动的话的原文是：“Und das mit unsern Verkehrsmitteln, mit den Eisenbahnen, den Telegraphen, den industriellen Riesenstädten, der Presse, den organisierten Volksversammlungen.”（Marx，Engels，2010：288）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2卷的译文是：“依靠了现代交通工具，依靠了铁路、电报、巨大的工业城市、报刊和有组织的人民集会。”本文第一作者1993年对第1版译文做了纠正（陈力丹，1993：3-4），后来还有一些文章指出过这段译文的明显差误。较小的问题暂时不论，关键是“Verkehrsmitteln”这个“交往”的合成词（复数）被译为“交通工具”，而后面例举的五项内容与“Verkehrsmitteln”是同位语，除了铁路，其他四项，即电报、工业大城市、报刊和有组织的人民集会哪个是“交通工具”？我们一直指望第2版《马克思恩格思全集》能够纠正这一翻译差误，不料2020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29卷561页依然原译文照搬，这无疑令人非常遗憾。这句话依据原文应译为：“依靠我们的交往手段，即依靠铁路、电报、工业大城市、报刊和有组织的人民集会……”

（六）编译者不了解马克思关于“交往”（Verkehr）与“交换”（Austausch）、“交易”（Handel）的内涵区分，造成对“交往”和交往合成词的翻译混乱

为什么“交往”（Verkehr）和交往的合成词，至今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著中被翻译得如此混乱？因为译者不了解马克思关于“交往”（Verkehr）与“交换”（Austausch）、“交易”（Handel）的内涵区分。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里，他们关于“交往”的论述其实已经表达了“交往”与“交换”“交易”的差异，但没有直截了当的叙述，需要通过分析他们的整段论述而推导出来。

根据荣雪燕2025年4月在西安外国语大学召开的马克思恩格斯文本文献会议上提交的富有创见的论文（荣雪燕，2025年4月25日），现在我们换一个切入角度，考察一下马克思这方面的基本观点。

马克思1843年在《巴黎笔记》里摘引其他人著作时，提到法国第一位经济学家、路易十五的御医弗朗斯瓦·魁奈（Francois Quesnay）；从1844年起，他关于这位经济学家论著的笔记很多。他赞同魁奈的一个基本观点，即他明确区分了“交往”和“交换”或“交易”的不同含义。这一认识随后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里，促使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对非异化的“交往”认识，进一步提出“普遍交往”（universeller Verkehr）这一衡量社会发展进程的标准，从而构成他和恩格斯共产主义理论的一部分。从他们采用“交往”概念论证问题中，可以辨认出他们对这几个概念内涵的认识，但解析清楚需要花费功夫。现在，我们从马克思后来的论著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他关于这个问题的认识。

1868年，马克思做欧根·杜林（Karl Eugen Dühring）1865年出版的《资本与劳动》一书的笔记时，在起始处摘录了杜林关于美国经济学家亨利·凯里（Henry Carey）的几句话：“凯里区分了交往（Verkehr）这一通过消费者与生产者进行交换的行为与作为独立手段的交易（Handel），正是交易促成了这种交往的实现。（第55页）凯里代表交往的利益，反对交易的自私狭隘。（第56页）。”（Marx, Engels，2008：1279）马克思赞同这个观点，但批评了杜林认为凯里是第一个区分交易（Handel）和交往（Verkehr）的人的判断。他在笔记的页边写道：“交易与交往的对立”（der Gegensatz von Handel und Verkehr），并批注：“这早已是魁奈的智慧。”（Marx, Engels，2008：912）魁奈是法国人，他的论著使用的是法文；凯里是美国人，他的论著有德文版。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述和词句的实际使用，与德文Verkehr对应的法文是commerce，英语是intercourse。这几个概念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笔下，是通用的同一个意思。

马克思认为，“凯里是北美唯一的有创见的经济学家。”（马克思，1995：4）凯里在他的《社会学基础》（Die Grundlagen der Socialwissenschaft）一书的第4章中，曾集中论述了“交易和交往”的对立。他认为，交易和交往，通常被视为同义词，但实际上却完全不同——后者是人们想要达成的目标，而前者则是为实现这一目标所使用的手段。必须依赖商人和运输者这一点，反而成了妨碍交往的障碍。一旦产品必须经过中介才能从生产者到达消费者手里，在这个过程中，“中介”，即商人，就有了“贱买贵卖”的特权。真正的交往一定会力图削弱手段的力量，增强使用者的力量。“增强交往力量之物则促进精神发展与社会联合效益。”（Carey，1863：270）

在1867—1868年《资本论》第二卷第Ⅱ稿写作过程中，马克思在自己编号的附注“（47）”中，有一段很长的关于魁奈观点的摘引和论述。他写道：“魁奈将生产者（也是消费者）之间的实际交换视为真正的交往（wirklicher Commerce），而所谓的商人交往（commerce der Kaufleute）不过是一种手段，因此他将其称为‘交易’（négoce），以区别于真正的‘交往’（commerce）。‘如果没有什么中介费用，商业费用总是由得到买者支付的全部价格的产品出售者负担。’（第163页）‘消费者，作为最初的卖者和最后的买者，是交往的起因。’……这些引文是因为凯里先生的德国崇拜者们宣称是他发现了‘交往’（Verkehr）与‘交易’（Handel）的区别。”（Marx，Engels，2008：78-79）

也就是说，早在18世纪下半叶，魁奈已经区分了工具性的商人交易（négoce）和真正的无中介的交往（commerce）。马克思对于魁奈commerce一词做德文翻译时，几经考虑，从MEGA2第Ⅱ部分第11卷“异文表”第1032页可以看到，他最初使用的词是“交换”（Austausch），随后改为“交往”（Verkehr），然后又改为Austausch，最终成文使用了Verkehr这个词。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写作中对确定使用Verkehr还是使用Austausch，在不同背景的论证中有过多次权衡。这里仅是一例，马克思将魁奈的commerce对应了凯里的Verkehr，将négoce对应了Handel。

其实写作《德意志意识形态》前一年，马克思就在《穆勒评注》里注意到国民经济学家“以交换（Austausch）和交易（Handel）的形式来探讨人们的社会联系或他们积极实现着的人的本质”（马克思，1979：25）。而他认为，随着私有制的出现，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变成了以价值为基础的人的交换关系，“进行交换活动的人的中介运动，不是社会的、人的运动，不是人的关系，它是私有财产对私有财产的抽象的关系，而这种抽象的关系是价值。”（马克思，1979：20）所以马克思将交换（Austausch）和交易（Handel）的形式视为一种社会交往的异化。一位研究者就此解释道：“在市民社会中，交往却蜕变为单纯的买卖关系，蜕变为单纯以物为中介的商品交换（Tausch od. Austausch），交往变成交换就是交往的异化。”（韩立新，2007）

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交往和交换、交易的思路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交换、交易，是通向真正交往必须经过的阶段，随着私有制的消亡，人的交往必定复归到无中介的人格与人格的交往。

清楚了马克思在对比论证中关于“交往”内涵的基本观点，再看《共产党宣言》最新译文，将“Produktions-und Verkehrsmittel”译为“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应该译为“生产手段和交往手段”）；《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最新译文，将“Austausch-und Tauschwerth-setzender Verkehr”（Marx，Engels，2006：178）译为“设定交换和交换价值的交易”（马克思，1995：212）（应该译为“设定交换和交换价值的交往”）；《反杜林论》的最新译文，将“Verkehrsverhältnisse”（Marx，Engels，1988：236）译为“交换关系” 马克思，2014：29）（应该译为“交往关系”），将“Förderung des Verkehrs”（Marx，Engels，1988：354）译为“促进交换”（马克思，2014：171）（应该译为“促进交往”）等，是多么不合适。

翻译经典作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著，本身是一种跨文化的思想交流，很难完全对应原著文字的全部含义，但经过努力，是可以做到尽可能贴近原著作者思想的。这就要求我们细致考察原著的时代背景（包括语言使用的时代背景）和作者的生活环境，全面考察作者的整体思想认识和对具体概念的独特理解；以原著呈现的内容为依据，摆脱既定传播环境中形成的某些僵化认知，依据他们论著的原始文本和文献，尽可能准确地呈现他们的思想。

（责任编辑：米湘月）

注释 [Notes]

1. 中文参见马克思，恩格斯（197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42卷。人民出版社，第25页。德语参见Marx，Engels. (1981). MEGA2Ⅳ-2. Dietz Verlag. S. 453.

2. 中文参见马克思，恩格斯（199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1卷。人民出版社，第320-321页。德语参见Marx，Engels. (1975). MEGA2Ⅰ-1. Dietz Verlag. S. 266-267.

3. 中文参见马克思，恩格斯（200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2卷。人民出版社，第246页。德语参见Marx，Engels. (1985). MEGA2Ⅰ-3. Dietz Verlag. S. 196.

4. 中文参见马克思，恩格斯（200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2卷。人民出版社，第329页。德语参见Marx, Engels. (1985). MEGA2Ⅰ-3. Dietz Verlag. S. 261.

5. 中文参见马克思，恩格斯（200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第390、440、444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卷。人民出版社，第438、478页……。德语参见Marx, Engels. (2022). MEGA2Ⅰ-4. Walter de Gruyter GmbH. S. 242-243, 352, 442, 374, 408…

6. 中文参见马克思，恩格斯（195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4卷。人民出版社，第119、123-124页。Marx, Engels. (1977). Marx-Engels-Werke Bd. 4. Dietz Verlag. S.107, 111.

7. 中文参见马克思，恩格斯（195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4卷。人民出版社，第268页。Marx, Engels. (1977). Marx-Engels-Werke Bd.4. Dietz Verlag. S.241-242.

8. 中文参见马克思，恩格斯（200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第33、36、37、57页。德语参见Marx, Engels. (1977). Marx-Engels-Werke Bd.4. Dietz Verlag. S. 464, 466, 467, 485.

9. 中文参见马克思，恩格斯（199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0卷。人民出版社，第21、50页。德语参见Marx, Engels. (2006). MEGA2Ⅱ-1. Akademie Verlag. S.17, 43.

10.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197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32卷，人民出版社，第53页。原译文“真糟糕，原来逻辑范畴还是产生于‘我们的交往’！”，平白多了“！”。Marx, Engels. (1972). Marx-Engels-Werke Bd. 32. Dietz Verlag. S. 52.

11.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200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46卷，人民出版社，第4页原译文“党内交往”，应译为“党的交往”。Marx, Engels. (2004). MEGA2Ⅱ-15.Akademie Verlag. S.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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