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达拉斯·思迈斯（Dallas Smythe）、威尔伯·施拉姆（Wilbur Schramm）和 丹·席勒（Dan Schiller）这三位以“S”开头的北美传播学者与中国的学术关系切入， 可以清楚看到西方“主流”和“批判”传播学术中的中国、传播学被引入中国的过程 与学术“本土化”讨论中的政治、以及更为宏观层面的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内的中外传 播学术的知识社会学。而用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研究框架来反思新闻与传播学术发展 本身的意义则在于，它在揭示中国马克思主义新闻学是如何在特定历史语境中与“西 方学术”碰撞与转型的同时，也让我们在“否定之否定”的辩证历史发展过程中看到 中国这样一个后革命国家在全球学术发展中的特殊历史资源、中外学术交流现实的多 重性、以及有中国社会主义主体性和世界意义的新学术范式产生的可能性。
大众传播学在20世纪20年代的兴起，展现出当时不断涌现的心理学思潮对社会科学 的全面影响。法国的群体心理学，德国的精神分析以及华生的行为主义心理学，尽管视 角各异，但是都对传播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们把大众社会的视角、关于群体心理 非理性的认知以及个体心理的科学测量方法等元素通过美国传播学的主要奠基者如李普 曼、拉斯韦尔、拉扎斯菲尔德等人注入了当时刚刚起步的传播研究，形成了传播研究的 大众心理学范式。在二战和冷战时期，出于心理战的需要，传播学不断强化大众心理范 式取向，后者剥夺了传播学各种可能的发展方向而将其塑造为对内社会控制，对外捍卫 冷战思维的知识工具。所以，从来没有过真正的大众传播学而只有真正的大众心理学。 冷战结束后，面临政治经济框架的巨变，美国面临的问题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传播学 主流范式失去了持续的资源支持，然而出于惯习，传播学家们仍然坚持用大众心理学去 理解传播现象，美国传播学的想象力因之衰竭。
既有的文献显示，在美国本土，传播学史研究除了施拉姆与罗杰斯的正统叙述 外，还存在基于拓展或反思（并非挑战）施拉姆意义上的两派传播学研究治史理念。 本文试图中和既有的两种截然相反的治史理念，重新整合有关美国传播学起源的历史 著作或研究材料所引用的施拉姆或其他学者的口述录音、往来信件等一手材料，并结 合四大奠基人的研究文献，及其自述文章，对施拉姆与四大奠基人的期刊论文与学术 著作等材料进行整理与阐释，以此勾勒出二战前、战时以及冷战前期，施拉姆与四位 奠基人的个人生活轨迹、学术经历以及政治立场，同传播学理论的建立与发展以及美 国国内和国际政治局势等三个不同层面之间丰富且重叠的互动过程，进而由内向外地 论证美国传播学作为一门脱胎于二战的社会科学，其问题意识与研究方法不是独立于 历史和政治环境，其研究成果更难以完全摆脱国家、意识形态的左右或操控。
本文试图以对美国学界“重写传播学史”的简要评介为契机，重新考察1980年代 初美国传播学被引入中国大陆时，一些学者从“马克思主义”视角对其产生的疑虑， 并特别关注一些学者用“群众路线”来想象传播学的别样尝试。本文认为，借助“重 写传播学史”重返1980年代，意味着我们仍需面对“批判性理解”与“主流传播学叙 事”之间的紧张关系，并一面检讨我们的“进化论”学科史叙述，一面对施拉姆一脉 传播学的成型过程和内部构造做更为仔细的辨析。
“党性”与“人民性”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中的重要命题。学术界在讨论 “党性”与“人民性”问题时，往往忽视中国共产党革命实践中有关“人民报纸”的 思想、理论与实践。事实上，“人民报纸”是中共延安时期新闻宣传工作中基于“群 众性”“人民大众”等概念衍生出来的一个关键概念。解放战争时期，“人民报纸” 一度与“人民性”并称混用，但所指已溢出党报理论特指的“人民性”。新中国成立 后，“人民报纸”甚而上升为国家报业制度的基本理念。探讨“人民报纸”的理论起 点、话语衍变及其历史实践，对于重新认识党报的党性与人民性理论、发扬中国共产 党新闻工作中坚持为人民服务的优良传统有着重要意义。
在新闻（新闻业、新闻媒介、新闻生产传播、新闻控制、新闻收受等）与技术之 间，技术主导新闻的变化与发展，这就是“技术主导新闻律”。技术主导新闻的根据 在于，技术作为生产力系统的核心要素，从根本上决定着作为意识形态表现形式之一的新闻。技术主导新闻律的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四大方面：技术进步主导新闻业态的 更新；技术演进主导新闻活动方式；技术发展主导新闻媒介形态的更新；技术变革影 响新闻观念的变化。
建设性新闻兴起于欧洲和美国，并逐渐获得了各国重视，但学术界对其概念尚未形 成统一的认识，新闻业界也仍存在一定的分歧。本文通过梳理现有文献以及当前的实践 情况，对建设性新闻的概念、主要特征、历史实践、价值和启示进行了探讨。建设性新 闻主要根植于积极心理学，报道框架集中于对社会问题提出解决方案，并注重赋予受众 权力。建设性新闻能对受众的情绪带来积极影响，并逐渐取得了商业化的成功。
都市记者是城市运转的重要机体，也是城市市民阶层的有机成员。从社会阶层作为出发点来研究都市记者群体，这是一种非主流的研究路径，突破了结构主义和功能主义的传统学术脉络，关注作为普通市民的记者在日常生活中所呈现出的阶层关系，这本身是媒介人类学的实践。记者的阶层关系中，身份变迁复杂，有“名人”“专业人士”“交际花”等因素，权力特征分为职业特权和非职业特权两个方面。作为一种 共同体，都市记者虽然“一致对外”，但也由复杂的“小板块”组成。都市记者在日 常生活中通过“话语”“角色扮演”“同城共情”来呈现阶层特征，在此基础之上， 他们对媒体机构的管理者和其他职业群体具有某种意义上的抵抗情绪和抗争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