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电视直播的“追随事件”到网络直播的“引领事件”，“直播”形态已具有显 著的媒介分野。而在当前媒介融合的背景下，媒介边界的消融带来媒介情境的新融 合，又使得两种“直播”呈现某种合流的可能性。“直播”原本泾渭分明的“情境” 是否消失了？以直播为代表的媒介形态变化又如何通过媒介情境的再定义作用于当前 的社会互动系统？本文借由对梅罗维茨“媒介情境论”的再审视，在技术—社会视角 下考察“直播”的变化发展。研究表明，“社会情境”的随机性、“社会角色”的假 定性、“社会行为”的普遍中区化，共同构成直播媒介再现当代社会互动关系的主要 特征，同时指出以直播为代表的媒介形态进化并非导致了情境的“消失”，而将既有 的社会情境肢解成了一个个“自主”的新情境。在此基础上，本文对“情境”重构后 更趋“自主”的直播发展展开更进一步的前瞻性思索。
已有研究表明网络视频直播在多个层面满足了受众心理所需，然而，这些满足是如 何发生的？针对这一问题，本文以日常化直播作为研究对象，从技术和内容两个路径 予以阐释：在技术视角下，网络直播意味着一个发达的传播与反馈系统，营造了“同 步性、同一感”的独特体验；在文本样态上，研究通过数据挖掘工具搜集了相关报道文 本，采用范畴化编码提炼出“生活流、猎奇、功用”三个主要类别，并从理论上赋予其 满足受众的依据。最后，技术与内容的融合形成了具备“仪式感”、“既视感”和“同 步记录”特征的场景系统，受众正是沉浸其中才获得了不同程度的满足感。
本文以网络视频直播规制的政策网络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内容分析、政策文本比 较、深度访谈等研究方法，探讨了中央各部委、地方政府、自律联盟、直播平台、媒体 和公众在此政策过程中的互动。借此分析在媒介融合的背景下“党管媒体”思路与“平 台治理”“发展文化产业”逻辑的统合与博弈。研究发现网络视频直播的政策网络有效 的抑制了新媒体应用的野蛮发展，但还存在平台自治动力不足、行政权力始终要保持高 压状态、政策社群内部和府际关系需要进一步整合、公众参与不足等诸多问题。网络视 频直播的协同治理模式还存在进一步调适和协商的空间。
在我国互联网从无到有，由弱至强，实现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党的几代领导人在不 同时期，根据所处时代党和国家工作重心及互联网发展的实际需要，适时提出了一系列 关于互联网的观点和论断，推动了我国互联网的进步，形成并丰富发展了中国共产党的 互联网思想。论文指出邓小平是开启我国互联网之门的关键领导人；江泽民创立了我国 互联网发展与管理的基本思想；胡锦涛阐述了新世纪我国互联网发展的新特点新规律； 习近平开创了我国建设世界网络强国的新纪元。
“一带一路”不仅关涉与沿线国家经济利益共享问题，还包含如何获取文化认同和 国际社会认可问题，即解决“民心相通”背后的承认政治和共同体构建问题。为此，需 要将“文化认同”和“日常生活”等理论与“一带一路”结合起来，促使沿线国家人民 把“一带一路”视为既具有普世性又符合其在地体验的日常的、情感的、文化的存在。 因此，本文基于既有研究基础，把“一带一路”倡议的跨文化传播视为获取文化认同， 以完成承认政治和实现共同体构建的过程。具体而言，基于乔纳森·弗里德曼提出的 文化认同维度：生活方式认同、现代族群认同、传统族群认同、种族认同，结合“一带 一路”的跨文化语境，提出从日常生活的物质需求和符号意义诉求层面入手，借助间性 对话和文化传播“在地化”路径，挖掘沿线国家历史和文化记忆资源，构建起“一带一 路”共同体，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民心相通”。
本文从存在现象学、技术现象学、后人类理论出发，结合移动网络、虚拟现实、人 工智能等新媒体实践，回顾并探讨了身体议题在传播学研究中的基本状况，以及对传播 学创新发展的价值与意义。本文聚焦交流者的身体，在描述传播主体从意识主体、身 体-主体、智能主体的演变过程中，呈现并阐释了传播与多种身体形式、多重在场方式 的复杂关系。据此认为，所谓在场或缺席，即是主体现身或脱离于现实与虚拟杂糅的关 系网络，传播就是编织关系网络的身体实践，物理的、信息的、意义的多重网络通过传 播聚焦于智能身体这个节点主体。传播研究必得回归身体世界，将自身重新放置到当前 智能主体的世界中，才能重建传播与人类存在的根本性关联。
世界主义和民族主义在构建跨文化传播伦理时是经常被援用的两个理论。本文结合 既有文献，梳理了两者以及依照它们构建的底线伦理思想在跨文化传播中的正当性基 础、基本诉求以及所面临的质疑与批评等。为了走出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理论冲突造 成的跨文化传播伦理困境，文章从全球化对文化身份造成冲击的视角出发，揭示世界主 义和民族主义概念所具有的流动性，致力于以一种“传播”的视角来重新审视二者在全 球化状态下的精神内核及其有效性范围，并以此构建一套全球化背景下的跨文化传播伦 理。本文提倡将世界主义视作一种主体间的“理解-合作”原则，将民族主义视作一种 “情感关怀”，并在此基础上重构一套底线伦理准则对跨文化传播参与主体所提出次序 性与程序性要求，倡导在拥抱世界主义精神的基础上保障对民族同胞的情感关怀。
现代理论家们告诉我们，公共舆论不一定产生民主美德，理性个体对个人利益的追 求也不一定导向公共福祉，这成为边沁为人所诟病的缘由。但是如果回到边沁所处的时 代，我们可以发现这些论断忽视了边沁的舆论思想与其民主理论的关联。边沁认为：民 主价值不仅体现在一人一票的选举制度中，还体现在更广泛的政府活动中。与多数暴政 和舆论专制相比，能否建设一个对人民负责的好政府才是决定民主成功的关键；公共舆 论就是在选举制度之外确保统治者对被统治者负责的最重要的手段，其运作蕴含在公共 舆论法庭这一机构之中：即通过对政府信息的审查压力来对统治者滥用权力进行道德制 裁，使之成为实现共同体福祉的最重要的社会力量。
中国新闻学论著整理研究的成果从民国的零散专文发展到今天的专题性编目和学术 史著作，百年来这方面取得了不少标志性的进展与成就，但从学科发展的高度来审视它 仍然在学科成果体系的完整性、学科方向的分类细化、乃至整理研究的学科队伍方面留 下了不少亟待提升的空间。基于学科发展的视角进行系统的百年中国新闻学论著整理研 究还须做好如下几项基础性工作：完善中国新闻学论著百年编目，创新整理研究方法构 建文献数据库，以问题为中心，进行专题性、个案性、跨学科性的整理研究。
本文针对网络小说成为超级IP的影响因素进行样本研究，选取了已被购买版权并改 编播出的45例网络小说IP作品作为样本，运用定性比较分析（QCA）的研究方法进行分 析。结合理论和业内经验设计了一定的影响因素并得出因素组合。研究结果显示，超级 IP形成的影响因素中可得出四种最显著的条件组合，且新媒体宣传手段和受众自发的口 碑传播越发对爆款IP生成产生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