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种迹象表明，传播学关于什么是本学科视野中的“媒介”的理解含混不清。即使 从最粗疏的区分来看，它既可以被看作是一种显现的实体，也可以被看作是一种意义的 空间。主流传播学就将媒介理解为像媒介组织那样的功能性实体，所以它不仅经常研究 非传播的问题，而且还对真正的传播研究视而不见。媒介实体化的后果，是传播学学科 身份危机最主要的原因之一。本文认为，如果在认识论上把媒介看作是一个意义汇集的 空间，而在方法论上把媒介理解为一个抽象的隐喻，就会真正找到属于传播学的研究问 题，从而重塑传播学的学科气质。
中国传播学并不“健康”，而且“有病”，即学术研究“过度西方化”和“过度量 化”，现在需要回到中西方平等对话、交流的立场上来，丢掉建构“中国中心主义” 或“东方中心主义”的幻想，积极探索传播学研究中的“第三条路经”或“第三种范 式”，携手共同构建人类整体传播学。这既不是西方的，也不是东方的，而是世界的。 这样可能导致传播学研究失去部分“中国性”，但“薄利多销”的“宝塔糖策略”会得 到更多的“中国性”。坚持“传播学本土化研究”，则是强化文化“中国性”和“亚洲 性”的不二法门，也是实现世界文化多样性、构建人类整体传播学的必经之路。
2016年全球进入“后西方、后秩序、后真相”的时代背景下，政治传播学在理论和 实践层面的解释力都面临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本文通过梳理政治传播学的理论演进与 发展脉络，以“行省化”视域作为切入点探讨“新全球化”时代理论创新的可能性，寻 求超越“西方化-去西方化”二元对立的现实路径，并分析中国政治传播学界在全球范 围的“行省化”探索中应当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
经过多年的研究积累和新技术的发展，传播学研究走到了呼唤理论创新，范式创新 的路口。本文认为，就传播领域的创新发展而言，应当坚持将实践作为学术理论创新的 逻辑起点，也是检验学术理论的最高标准。新技术的发展在极大的释放了人类认知和行 动自由度的同时，也为传播学研究加予了全新的规则与限制，学习掌握新的科学技术方 法对于学科建设而言意义重大。在此基础上，当下的媒介融合也必须要从市场融合、需 求融合起步，由需求和消费来重构生产和分发。在未来的传媒实践和学术研究中，需要 为“边缘创新”预留出相应的空间和时间，“以人为本”应该成为传媒实践和学术研究 中衡量创新发展的价值准绳。
西尔维奥·R·韦斯伯（Silvio R.Waisbord）博士毕业于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 校社会学系，现为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媒介和公共事务学院教授，2008-2014年担任 学术期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ess/Politics主编，2015-2019年担任学术期刊Journal of Communication主编，他用英语和西班牙语发表了上百篇学术文章，担任英语和西班牙语 多份学术期刊编委会成员和审稿人，主要学术兴趣为媒介社会学、新闻专业主义、全球 媒体等。2018年1月6日至11日，他受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之邀，首次踏足中国，跟中 国学者们进行了面对面的学术交流。本刊趁此机会对他进行了专访，对谈他的研究心得 与学术经验，以飨读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