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帕洛阿尔托学派创始人帕特森等学者在符号语用学和精神病理学的启发下提出的“元传播”思想是当时被称为“新传播思潮”的重要概念，对传播研究影响深远，并在当前新媒体语境下衍生出“元媒介”等一批概念。本文通过考察“元传播”的思想谱系，试图厘清其与“神经控制论”与“符号-语用论”的关系，并对 “元语言”到“元传播”理论跃迁的内在逻辑进行剖析。在此基础上提出“帕洛阿尔托学派”作为认知传播符号学研究的早期流派，其“元传播”思想对当前新媒介语境下传播符号学认知转向具有重要借鉴价值。
关于广告的真实问题讨论由来已久，但大多研究是从客观事实“符合论”（theory of correspondence）角度展开讨论，认为广告文本必须符合客观事实。“符合论”未能覆盖那些无法直接用经验所验证的内容，而广告这部分内容占比极大，因此广告真实问题一直未能获得令多数人信服的结论。以皮尔斯为代表的符号学者突破上述“符合论"，从文本和阐释社群的互动出发，提出“真知”观（truth），认为真知是群体探究的结果，是人们运用科学方法进行探究时最终会达到的“社群性一致意见”。符号学的“真知”观为解决广告学界争论不休的真实问题，提供新的路径。本文基于“真知观”出发，提出广告真实包括三个层面：传统的符合论回答文本是否符合客观事实的问题；文本“融贯论”要求文本内部保持统一；社群真知论则提出广告文本必须符合阐释社群认知和传播伦理要求。三层真理观叠合，才能彻底回答广告真实这个重要而困难的论题。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媒介传播中信息的动作性、映像性和符号性表征为自变量，受众社会化为因变量，构建理论模型，并通过问卷调查法获取数据资料，使用结构方程模型对该理论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得出以下结论：（1）三个表征均对受众社会化产出显著正向影响；（2）动作性和映像性表征均通过自我调节和精细处理可能性对社会化产生影响，而符号性表征只通过精细处理可能性对社会化产生作用；（3）影响力大小分别为动作性、映像性和符号性表征。最后根据该研究结论提出了相关的管理策略。
媒介，正经历又一场由技术推动的大转型，这些迅速占据人类生存空间的新形态，冲击着传统媒介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如何界定由VR、人工智能产生的新形态，以及无处不在的监控摄像头、植入了芯片的人……因技术而生的新事物，却不能简单以“媒介技术”来称之，因为它们已具有特立的存在性，有了物理的生命，或虚拟的形态，并且在传播要素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中，呈现出一些共同的新特征。本研究力图建立一个分类架构来理解媒介新形态，分析媒介概念内涵和外延的变化，尝试在第三媒介时代沉浸传播的语境下，将这些以沉浸技术为主要特质的新兴媒介统一定义为“沉浸媒介”，并进而验证技术、社会、人性化对媒介形态共同作用的具体结果。
新浪诉脉脉案的判决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它暴露出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保护中ISP责任制度存在的问题。该案是当前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状况的“试金石”，判决可以推动对 ISP责任制度缺陷及其完善的思考。不过，通过对国外个人信息保护理念及发展趋势的考察之后可以发现，我国对于个人信息的保护目前仍然停留在传统的个人信息保护的观念和制度上，今后，个人信息保护制度的建设应进一步加强对于ISP责任制度的建构。
本文以对县级报刊在1928、1936、1941三个不同年份的分布和归属类型为线索，试图复原在此期间中国报刊基层化的走势与动因。从统计的结果来看，国民党党报在县报的空间扩展中扮演了主角。由于资源获取方式上的差异，党报与民营报刊本不存在彼此消长。但就当时中国普通县份的普遍状况而言，却更有利于被作为组织构成部分，而被自上而下嵌入的党报迅速生长。在全面抗战爆发后，由于富庶县份大多沦陷，大报发行网络的弱化，国民党党报在战区各省不仅进一步加强了在县级的空间分布优势，也在客观上充当了基层新闻流动的主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