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技术演进改变了信息传播方式，网络意见领袖活跃于各个信息场域，通过多平台影响多元用户群体。有效分析意见领袖社区迁移行为有益于我国公共舆论引导以及网络社区运营管理。通过对20位网络意见领袖社区使用行为的调研和半结构化的深度访谈，运用扎根理论分析，提炼出包括个性特征、依赖性、偏好性等在内的12个主要变量，从迁移态度、主观规范、迁移控制感知三个方面对迁移意向的影响构建网络意见领袖社区迁移影响因素模型。在此基础上，依据网络意见领袖的社区迁移行为决策过程将社区迁移路径分为5条路径，其中意见领袖尝试新社区并迁移至新社区后，路径②停用原社区且一直停留在新社区及路径③并不停用原社区、新旧社区同步运营，为主要路径。
本文对传媒众筹项目支持者的支持意向的影响因素及其影响路径进行了实证研究。文章基于技术接受模型和感知风险理论，构建了传媒众筹支持意向模型，通过对一项电影众筹项目支持者群体进行的问卷调查和数据分析，验证了众筹支持意向的影响因素主要是众筹项目的感知有用性、感知风险和众筹支持者的月薪水平。信任倾向和信息满意度尽管不直接对支持意向产生影响，但都会通过影响众筹支持者的感知风险和期望效用而间接影响支持意向。
本文以自建语料库数据和第三方数据为语料，根据模因理论、传播学理论，科学分析了某些网络语言流行不衰，具有强大的传播力，而另外一些网络语言则昙花一现的深层原因。研究表明，“强势模因”在网络语言的流行和传播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语料库数据统计分析显示，社会语用类模因、表情符号类模因、谐音类模因、缩略类模因等四类网络语言模因符号占比最高，达到总语料数的72%，这四类网络语言模因符号是网络语言生产、演变和传播的主要力量。本研究的价值在于研究网络语言强势模因的深层原因，同时，对于研究网络舆论的生发、流行和传播轨迹具有启示意义。
媒介体制实际上是不同媒介机构、不同媒介实践之间相互作用，以及他们同社会其他因素、机构之间的相互作用而融于其中的一个整体。每一种媒介体制都根植于特定的历史情境之中，但并没有任何一种媒介体制堪称完美。一种优良的媒介体制需要具备以下几个特征：人们能就所处社会的实际情况形成公众意见；社会的不同成员都能以某种方式发出自己的声音；整个社会能够获知外界的思想和信息。中国媒介体制在某种程度上说，是一种多元体制，这源于商业逻辑与政治逻辑的交织并存。而且，该体制的一个特点是新闻专业主义同工具化属性之间存在着复杂关系。至于中国媒介体制的改革，新闻从业者的专业自治是一条优良准则，要依据这条准则来构建一个既能够保持媒体的社会责任感，又能够抵制种种会削弱媒体应然角色的政治影响和商业影响的媒介体制。
本文以知识社会学方法，考察了拉斯维尔的宣传定义。本文发现，拉斯维尔在定义宣传时，背后受到研究方法、政治环境、学术取向等多种因素影响。从宣传定义的流变可以发现，拉斯维尔修正宣传定义的背后实则是发现了制约宣传的新因素。在宣传研究中，拉斯维尔逐渐转向了传播研究，但却始终没有放弃宣传研究。
1940年代至50年代中期，得外部机遇性因素之利，传播研究在哥伦比亚学派内部一时蔚然成风。吊诡的是，此后其传播研究逐渐失去本生性的“研究阵地”。为此本文指出，正是由于关键人物对传播研究缺乏核心兴趣，持续性资助缺乏及传播研究未建制化才使得哥伦比亚学派的传播研究难以为继。幸而，施拉姆、布莱尔和拉扎斯菲尔德的部分门生以哥伦比亚学派的传播研究理念为路标，拉氏等人的典范思想才得以被不断征用和拓展。
在广州大学城随机抽取530个样本，以结构方程模型方法，考察2008年西藏议题中，网络新闻信任、人际交流、政治兴趣等个人因素对于议题认知的影响；尤其是，以自抽样方法检验其间的中介效应。结果发发现，（对议题或事件的）“自认为的知晓程度”是个人因素与议题认知之间一个重要的有效中介变量；尤其是在人际交流、政治兴趣与议题认知之间，该变量的中介效应不仅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而且可以认为也具有实际上的显著性。
詹姆斯•凯瑞的新闻历史观是国内学界长期忽视的一个问题。本文通过对有关文献及其历史、社会背景的考察，梳理了凯瑞新闻史观的脉络。他的新闻史观立足于解决新闻史在新闻教育中日益边缘化的问题，深受新社会史、新文化史的影响，借鉴了人类学的研究方法，试图建构起新的新闻文化史。面对质疑和批评，凯瑞又提出用新闻实践史代替新闻文化史，进一步强调人在新闻实践中的主体性和新闻史的文化性。但是，他的视角是宏观的，研究方法却是微观的；目标在于革新传统新闻史的弊病，但是却又不展开意识形态的批判，从而陷入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的困境中。
本文采用内容分析的方法论述以《人民日报》为代表的传统主流媒体所做的环境报道在2013年至2015年间与2003年至2012年间的异同，以呈现在党的十八大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之后环境报道的基本情况和创新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