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作为一个非词语的语言结构最早出现在西晋，后来进一步演变成一个动词性的短语结构，表示新近听闻之义。最晚在唐代，“新闻”从一个动词短语演变成一个名词短语，表示新近听闻的事情。宋代以后，“新闻”基本凝固成一个名词。进入19世纪以后，随着西方传教士来华，西方人用汉语固有的“新闻”来翻译具有西方新闻概念的news一词，使得“新闻”在固有词义的基础上初步发展出具有现代新闻内涵的新义。这一词语后来传入日本，被日语词所借用。随着中日词语的交流，“新闻”的这一新义便逐渐被人们所接受，成为了一个表示“报社、电台等媒体报道的消息”的现代专业名词。
公民新闻是一种与公共新闻完全不同的新闻活动。“公民新闻”中最为核心和重要的概念在于“公民”二字，只有厘清“公民”的内涵，才能对公民新闻有一个透彻清晰的认识，也才能真正理解公民新闻是在何种意义生促进了监督式民主的发展。本文认为，公民新闻与监督式民主的内涵不谋而合，它以公民为主体，体现了民主的本意。
媒介融合时代对新闻教育提出挑战。日本媒体技术发达，高等教育水平较高，新闻教育针对媒介融合时代的到来做出的调整比较早，呈现出新闻学科意义被提升，专业主义教育更受重视，新闻学科的外延日趋宽泛，课程设置通识化，以培养合格公民为目标的特点。
本文通过对近年来《环球时报》中、英文两个版本同题社评的对比分析，发现它们在修辞、信息方面存在一些并非偶然的差异。这些差异反映着该报面对不同读者群的表达、说服策略。
对具有论辩功能的多模态公共话语进行重构解读，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如何将“论辩重构” 的责任由分析者转向修辞者，即修辞者或认可重构有效性，或通过进一步论辩否定重构合理性。文章以此为研究起点，以美国广播公司一则题为“胡锦涛访美：经济和熊猫”的电视新闻作为文本，从多模态论辩的视角出发，对其进行系统的分析和重构，以探讨并试图解决这一问题，并为新闻、传播学的研究方法开拓新领域。文章同时指出，作为多模态话语的电视新闻，其不同模态间往往存在互动关系，因此解读时需将其看作是连贯、关联的整体给予“并行”分析。
本文以优酷网的一则公益广告视频及其形成的传播单元为研究对象，分析用户在互联网平台自发传播公益广告的特征及用户参与行为，并结合中国公益广告运营模式中公众参与公益广告活动积极性不高的现象，讨论当公益广告借助互联网平台进行传播时，互联网用户在传播过程中的互动参与是否缓解了公益广告活动的公众参与积极性问题。研究发现，由于互联网传播时空的广泛性、后现代语境下的颠覆以及对抗式立场的常态化等原因，当前互联网用户参与传播公益广告的行为是滞后的、被局限的、反抗的，这并不能与协商式的公众参与相等同。笔者认为，唯有从现实中加以改善，即在公益广告的整体运营过程中有机地融入公众才能解决问题，进而避免用户自发传播对已有传播效果的消解效应。
在网络服务提供者专门提供服务以方便网络用户交流时，即使其与网络用户之间不存在意思联络，也可能会因网络用户的侵权行为而承担连带责任。对网络服务提供者苛加连带责任，既与法理相悖，不符合立法者宣称的立法目的，也不符合需承担连带责任的帮助侵权的责任构成要件。同时，它有悖于网络传播的特性，阻碍网络传播的发展。网络服务提供者与网络用户之间形成的是《侵权责任法》第12条规定的无意思联络的数人侵权，应承担按份责任。
行为定向广告基于对消费者网络行为追踪所获得的数据，通过个性化的广告内容传送开辟了网络广告经营的新空间。网络消费者在享受行为定向广告便利的同时，也不得不面临新的隐私担忧。国外在治理行为定向广告中消费者网络隐私问题上，试图实现保护消费者隐私和鼓励网络经济创新之间的平衡。在主要采取的立法规范、行政监管和行业自律等举措中，国外治理行为特别强调行业自律的作用。中国网络广告业的发展也面临类似的问题，国外经验可以作为我国治理行为定向广告侵犯消费者隐私问题的借鉴。
在媒介融合的语境下，传媒产业所有权融合成为国际趋势，所有权融合可以发挥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效应，增强传媒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但是传媒所有权融合要从测量区域市场和产品市场集中度出发，在实质性妨碍竞争、垄断性高价和设置进入壁垒等多层面加强反垄断规制，同时也要从保护多元化声音和公共利益的角度出发，维护传媒所有权的多样性。
近年来舆论史的研究逐渐兴起，但仍很薄弱，重要原因是不被新闻学与传播学的承认，而作为历史中的专门史也未被重视。对中国舆论史的研究有助于以史为鉴、深刻理解中国当前的舆论环境、建设有中国特色的舆论学和扩展新闻传播史的研究，它是新闻学与传播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研究对象应该包括自古至今的舆论历史，而不仅仅是新闻媒介出现后的舆论。
本文以《汪穰卿先生遗著》所收篇目为基础，结合相关史料，分析《京报》在“丁未政潮” 期间的言论及其影响，认为在突出的“参政”指向下，该报对舆论参政效力的运用与认识都有其独到之处，这反映出近代报人将报刊舆论作为推行政治改革理想最大动力的一种尝试与努力。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民营报业发行经营受到诸多制约因素的影响，行业环境并没有多大改善。但《申报》、《新闻报》等民营大报加大了自主发行力度，不断借鉴西方报纸发行理念的同时，结合本土报业实际，逐步形成了一套卓有成效的自主发行模式及其经营策略。
本文从都市化角度研究黄伯惠时期《时报》的黄色新闻，指出其特色正如美国社会学家帕克所说，报刊由“参考”功能走向“表达”功能：内容从短小消息发展到人情味故事，版面从小豆腐块发展到整版的图文并茂，印刷从十指染墨发展到精美套印，新闻中还开始有了意见的表达。在实现“表达”功能的同时，《时报》对一系列轰动性事件的连续报道也深化了“大众文化”的意义。
长期以来，囿于史料的局限，学术界对于“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是否曾请于右任致电张季鸾，请《大公报》帮助宣传“缓抗”一事，一直未有定论，而对于《大公报》所主张“明耻教战”论的评价，也是众说纷纭。通过对于台北“国史馆”所藏“蒋介石档案”中相关内容的研究，不难发现，所谓“请托电”一事，并非事实，《大公报》所主张之“明耻教战”论，则应当是源于其主持人胡政之、张季鸾的“恐日”心理。
“仪式传播”和“传播的仪式观”中的“仪式”概念具有同样的涵义，但“仪式传播”外延更为宽泛，涵盖“传播的仪式观”。“媒介仪式”也属于“仪式传播”研究范畴。
